一组消失的词汇和一座城市的三十年

10月 8日，第十届亚洲艺术节在河南顺利闭幕，中原厚重的文化底蕴，热情好客的河南人民，给来自亚洲各国的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艺术节期间，记者多次走上省会街头，在欣赏各国精彩艺术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30年来郑州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

在对市民的街头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龄稍长的市民，与年轻一些的市民相比，在词汇运用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首往昔，30年来，有许多词汇涌现，风靡一时，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又渐渐消失在历史中。

语言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可以折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记者通过随机采访，从不同年龄段的市民语言中，遴选出了一组已经消失的词汇，这些词汇都曾经极其流行。通过对这些词汇所关联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回顾，来折射改革开放30周年省会郑州的巨大变迁。

“育红班”

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对“育红班”这个词汇大多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1974年出生，目前在某研究机构工作的陈先生对记者说：“那时候，郑州乃至全国，所有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机构，统一被称为‘育红班’。”

“育红班”这一词汇带有鲜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在70年代出现，并一直沿用至80年代初期，才逐渐被“学前班”、“幼儿园”等词汇所取代。陈先生回忆道：“那时候，‘育红班’所教授的课程，内容较为单一，歌曲多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而《半夜鸡叫》、《鸡毛信》是常听老师讲的故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新的思想路线贯彻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幼儿教育的内容，乃至整个幼儿教育的理念也要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而首当其冲，是要为幼儿教育系统正名，“育红班”这一称谓，由于承载涵盖了过多的意味，而从人们的语言中渐渐消失。

陈先生说：“我们同院的，比我小几岁的80后，就不再知道‘育红班’这个词了，他们多称自己学习的地方为‘学前班’，后来又开始称之为 ‘幼儿园’。虽然仅仅差这么几年，他们的儿歌可比我们‘育红班’时丰富多了，内容更加幼儿化，非常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授课内容也有相应调整和增加，传统历史故事与国外的优秀童话都有涉及。”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时至今日，郑州的幼儿教育机构又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品种”。除了承担一般学前教育任务的“幼儿园”外，围棋、舞蹈、器乐、绘画、口语、外文等各种幼儿培训班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以供望子成龙的家长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陈先生为6岁的女儿报了绘画和围棋两个培训班，他说：“培训班上的那些孩子可都不容小觑啊，说不定哪个小不点就是个钢琴高手、围棋天才。”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郑州市还有一种全新的幼儿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午托部”。 “午托部”是为双职工家庭服务的一种幼儿托管形式，如今在郑州已是遍地开花。年轻父母的工作时间多是朝九晚五，中午没有时间照看孩子，支付一些费用把孩子交给“午托部”，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育红班”到“幼儿园”，再到“培训班”、“午托部”，幼儿教育机构名称的变迁，折射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

“下海”

“下海”这个词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是指大多数人尚在计划经济的温室中观望时，一部分人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最初，“下海”之人还是颇有些“弄潮儿”雄风的，然而时至今日，人们都已经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海”和“岸”的界限早已难以区别，所以“下海”这个词汇在人们的语言中也渐渐地消失了。

中国的“下海”经商大潮主要发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几个年份。

1981年，知青返乡，国有企业“停薪留职”，这两大因素导致社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时的“下海”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国棉五厂的老职工王女士回忆说：“当时其实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工厂效益不好，孩子要上学，老人要赡养，只好自己想点门路赚钱。”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搞活后，王女士先后卖过茶叶蛋、盒饭，直到后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王女士开了一家饭馆，经营至今，生意一直很红火。

1984年和1992年的“下海”大潮则与邓小平同志的两次“南巡”紧密相关。1984年元旦过后，邓小平开始第一次“南巡”，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调整多项方针政策以鼓励个人创业，开展市场经济。郑州也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的景象，大批郑州有志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开始拼搏创业，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郑州大学工学院90届毕业生张迅华是第三次“下海”浪潮中的一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他于90年代初期，放弃了在建筑业的安稳工作，选择了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经营项目：养獒。

张迅华对记者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讲话后的‘两会’期间，我读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切感受到了中央改革举措的力度，从而更加坚定了自主创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决心。”

张迅华的“下海”另辟蹊径，在新鲜的藏獒养殖产业中，他获得了丰富的回报，也拉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他的中原巨獒犬庄，后来发展成为在獒界很有名气的中原藏獒良种繁育有限公司，由此，河南省也被称为藏獒的“第二故乡”。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计划经济逐步解体，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下海”反映的是个体所选择的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下海”的人群，是最早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一批人。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说明在跨入新世纪的前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力度看，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越来越深入地触及深层次的问题。“下海”经商，自主创业，不再像最初，是少数人不得已的被动决定，而是逐渐成为更多人主动的选择。当“下海”不再是一种新鲜现象之后，这个词汇也慢慢被人遗忘。

“BP机”

与其他大众通讯工具相比，“BP机”算是比较“短命”的一种，用供职于某私营企业的市民刘广锋的话来说，就是“来也汹汹，去也匆匆”。

中国联通从1986年在河南省开办寻呼业务以来，在1998年达到鼎盛，用户高达280多万。

刘广锋对记者回忆说：“我在1998年刚参加工作，就立刻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的汉显寻呼机，当时办公室只要‘滴滴’一响，所有的人都伸手摸腰，几乎人人腰里都有一台‘BP机’，有人还有两台，汉显机的号码是用来给至亲好友联系的，数字机的号码则用来应付那些不重要的人。”

郑州市民想必都有着和他一样的记忆，当时，“有事呼我”这句话，在郑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闻。与固定电话相比，寻呼机这种全新沟通方式，使人们在生活中切实体会到了科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

只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进行，我国科技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强，而通讯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是日新月异。当“BP机”和寻呼台风光无限时，手机异军突起，以更强大的科技支持和科技优势进入通讯市场。“BP机”的功能，手机都具备，这对寻呼业来说，无疑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不过在手机问世初期，“BP机”还曾“负隅顽抗”了一段时间。刘广锋说：“当时手机叫‘大哥大’，用的是模拟移动电话网，很贵，一分钟通话费要七八块钱，所以看到别人用‘大哥大’，我们工薪阶层也只有羡慕的份。”

由于最初的手机价格及使用费用昂贵，所以“BP机”暂时在市场上与手机并存。当时还有个广告叫：“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昂贵的“大哥大”退出通讯市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手机逐渐普及，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郑州遍地开花，从“贵族化”迅速过渡到了“平民化”。

刘广锋说：“最初的手机功能很少，所以一些人还‘依依不舍’地保留着腰间的‘BP机’，后来手机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宜，而且出现了短信功能之后，‘BP机’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如今，越来越多样的即时沟通方式不断出现，供人选择。手机、E-mail、QQ等全新通讯形式，继续着信息技术时代的进程。还记得当时“BP机”最辉煌时，有一家寻呼台的广告词是“一呼天下应”，那样的鼎盛，在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面前则迅速衰落，成为永远的历史。

2005年10月10日，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关闭其在河南省内的所有寻呼网络，126寻呼台在河南走过了它19年的历程，终于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007年3月2日，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寻呼服务，至此，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寻呼网络和用户群体的联通公司，正式退出寻呼业，这标志着辉煌一时的“BP机”基本退出市场，成为历史。

“BP机”作为一种即时通讯工具，从盛极一时到悄然隐退，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如今，人们可以用各种快捷的方式，随时随地与世界自由沟通，很难想象就在上世纪末，略显笨拙的寻呼业务和“BP机”，居然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新鲜的沟通体验。通讯工具的变迁，反映出的是这些年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语言嬗变折射社会变迁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中，词汇与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反映社会变迁的功能也最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地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人们日常词汇的发展变动尤为迅猛。社会结构、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的变化，都必然反映到人们日常运用的词汇中。许多消失的词汇，都成为以往时代的历史留痕，而不断涌现出的新词汇，则反映着当下全新的精神风貌。

除了本文上述的“育红班”、“下海”、“BP机”之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在郑州乃至全国，曾经风靡一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又逐渐消失的词汇，还有很多。

这些词汇有的涉及社会的重大事件、焦点问题，比如“下岗职工”。如今，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再就业指导中心所提供的培训中介服务逐渐奏效，通过劳动力市场、民办职业机构和社区劳动保障站，获取岗位信息、参与市场竞争，其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也向失业保险并轨。“下岗职工”这次词汇也慢慢在人们的口语中消失。

有的涉及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比如“投机倒把”。1997年《刑法》修订时，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这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从此淡出历史。

还有的涉及生存问题，比如“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凭证分配的产物，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粮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票据，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而是进入收藏市场，成为了历史的遗物。

还有一些词汇仅仅是涉及生活的一个小层面，比如“露天电影”、“雪花膏”、“霹雳舞”、“拍电报”、“录音机”等，这些词汇都曾经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水平。

一组词汇的消失与更迭，忠实无误地记录了一座城市30年间物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如影随形地折射了一个国度在30年间所创造的历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