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可阅读，不可当“典”

阮 直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常常误以为“经”就是“典”，“典”就是“经”。其实所有的“经”在出笼之初，不过是一部学说，一家之言。

经的本意不过是书的一种装帧形式，经字的左边是绞丝旁，是丝织品，用丝织品把竹片连接起来就是经书。如有“六经”之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没被“典化”之前，不就是一部书嘛，还不具有“典”的身价，那么，是谁能具备这“一点”把平常弄成“典”的能力呢？是皇权的统治者。专制的皇权需要王道的德政让人敬仰，独裁的统治需要忠孝的伦理让人臣服，这些“经书”恰恰就是“绿豆”似的符号被“王者”看重了，于是就对上了，就被当权者视为“典”了。“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忍 ”这些“经”之中的基本“元素”都是统治者“牧民”时需要的法典。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民间非主流的部分，它的影响力仅仅在生存状态的范围之内，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发育好的，也不过是些口头传诵的“故事”、“传唱”、“人物传记”，统治者是不会把它列入启蒙、教化、典籍之册的。若不是现如今实行了保护、拯救的措施，估计往好了说就是死掉的“木乃伊”了。但统治者掌控的“主流文化”就不一样了，但逢盛世，都修史，时局不稳，便读经，历代统治者让我们读的“经”，都是重金组织士人“修订”、“编纂”出来的，可这些“经典”从没有“经典”出“民本”、“人本”、“人性”的普世的价值。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也觉得“经”是要读的，但读仅仅作为了解就足够了，万不可把“经”视为“典”。我早年“认识”一位大人物，一辈子读“经”，把“经”读成“典”了，看谁都不顺眼了，一辈子与人家斗争，一辈子与人“翻脸”，不放心别人，也一辈子没管好别人。若不读那些“经”，就是读点儿《圣经》，都会多些人味、多些仁爱。

更何况，有个无法忽略的常识，那就是今天的生活和“生经”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几乎接近于文化的断裂了，就像有人拿着“半部论语”说能治天下，你就是读出骨髓油来，我觉得也是扯淡。

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经”文时代是王道德政的“经典”，提倡读经的人其实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一种激情信仰或文化崇拜，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之类，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经”了，可是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来历，乃是几经变化的结果，不是自来就如此的。一经当代人解读更是歧义百出，也都有“经”无“脉”了。

我从来就不信，世袭政权豢养下的士大夫们当年苦读的经书，会适合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投票产生的公务员们再学习。在闪烁着民主与自由光辉的国度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手捧线装书，摇头摆脑念念有词，“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经是经，典是典，经可阅读，但不可当典。当今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是能拯救一个民族存亡的，比如《圣经》与犹太民族，比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与世界的人性解放，比如《资本论》对劳资双方构成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这样的书才是经典，是全世界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