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

自古以来，大富大贵而身死名灭者，不可胜记，即使得以名载史册，后人翻阅史籍，或许知其生平事迹，但其思想却不得传。而杰出的文章著作，却可以穿越漫漫时空，广为传播，其名也与著述同为不朽，且广为后人所知，先秦之孔、孟、荀、墨，唐宋之李、杜、苏、辛，皆属此例。因此，千百年来，文章著作能够“藏之名山，传之于世”，以求不朽，是许多文人的梦想或曰志向。此梦此志，虽贫贱困苦所能断，坎坷艰辛所能移，却正如张岱所言：“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然而，文章著作藏山传世，谈何容易。几千年来，人之生死以亿万计，其作品得以流传者几何？绝大多数文章著作，皆如长江黄河中的浪花，一闪即逝，不留痕迹，作者之名，也如河中泥沙，顺流而下，不知其所终。

且不说古代，当今之世，曾经名声大噪者，因时移势失，转眼归于沉寂，虽然曾经出文集、出全集，但只是尘封于图书馆，无人再读；曾经享誉一世者，因无法抗拒自然规律而离开人间，不能再向报刊出版社投稿，加之无人再为其宣传运作，其作品不再有人出版发表；曾经以紧跟形势热情歌颂而博得“名家”、“文豪”、“巨匠”之美名者，除了成为后人的笑柄，作品大多湮没无闻……数十年来，命运如此之文人，何其多哉！操觚为文者，辛苦一生，写下文字百万、千万，最终竟身死名灭，或身未死而名已灭，良可叹也！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解冻，文学陡热，不知多少文学青年，热血满腔，胸怀壮志，要成为作家、大作家，并发誓要写出传世之作。记得有人曾大言不惭，声称：“要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书。”但他荣任科长之职后，便从此搁笔。又有人说：“写出的作品不能传世，还不如去做生意。”然而这位仁兄雄心勃勃，苦写多年，不但作品毫无传世的可能，连问世都难，终于愤而投笔从商。似此起初有志于写出传世之作，后来一篇像样的作品也未写出，不得不改弦更张者，更是多如过江之鲫。

我写作多年，虽发表出版文章著作数百万字，但作品既未走俏，人也无成为“文豪”、“巨匠”的可能。有时暗想，自己生命终结之后，辛勤码出的文字，恐怕也难逃脱湮没的命运，便不免心中发冷，觉得与其呕心沥血地写这些终将逝灭的字，还不如像那位仁兄，先富起来再说。我曾从事建筑专业9年，早年若拉起队伍，承包工程，恐怕早就跻身于富翁的行列。这种想法虽然一闪而过，但也说明，我也像那位仁兄一样，认为作品若不能传世，写作也就没什么意义。

近读《袁枚文选》，其《释名》一文中有段话说得甚妙：“今儒生握管，动求传后，岂以为夏、商、周千余年之人，皆不己若乎？嘻，愚矣！然则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察士无思虑之事则不乐。蚕之为丝也，终日绵转不绝，死而后已。彼岂望人之朱绿之、玄黄之，衮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为而为之耳！”夏、商、周三代一千余载，几乎无署名的著作，《周易》的作者，只是传说为周文王姬昌；《尚书》、《诗经》等经典，皆无作者姓名；春秋时期的孔子也主张“述而不作”，《论语》一书，是其门人与再传弟子集成。因此袁枚笑那些才学撰文便企求传世的儒生愚昧无知，说自己无所思虑时则不乐，爱好写作，不过是精神需要，如春蚕吐丝，乃生命之本能，并不企望吐出的丝日后被人派作何用。

袁枚之夫子自道，等于说出了许多文人的心声。写作对我而言，也乃精神与生活之必需，不写作则觉得空虚无聊，虚度时光。作品能够传世，虽是大快乐，但只是身后事，作者自己已不可知，只是令活着的人景仰羡慕。而写作能思世间纷纭事，发胸中所欲言，作品问世，则可引起读者之共鸣，赢得他人之赞赏，与作品传世之大乐相比，虽是小乐，但生时可知可感之小乐，应胜于身后不可知不可感之大乐也。袁枚之言，甚合我心，我当学此公，乐我之所乐，以春蚕自比，“吐丝”不辍，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