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红

针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入木三分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在《资本论》的注释中阐述了对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疯狂性的认识：“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参入三聚氰胺的有毒奶粉，为了巨额利润，资本的黑手竟伸向了羸弱、无助、急需摄取营养的婴幼儿；媒体上基本每天都报道的矿难、黑心棉、毒大米等安全事故，几乎全部都是资本为利润铤而走险的结果。面对诱惑，社会拿什么来约束已经疯了的资本！

用法律吗？是的，法律是强制约束力，一般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可是当资本能带来100%利润时，它“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更何况我们现有的法律还有一些缺陷，甚至我们的有些地方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由此，法制社会下的人们，面对巨大的诱惑，不免会对法律的约束力产生了疑问。

用道德吗？是的，道德是做人的底线，传统儒家文化相信人性本善，每个人靠先天的良心、良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仁、义、礼、智、信，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在花花绿绿的货币钞票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慎独，做到讲仁义、知荣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的做人底线都守不住了，道德用什么来约束资本的疯狂？！

用政府监管吗？中国人历来对政府有着依赖和信赖习惯，同时我们的政府一直以来也承诺把人民的利益当作最高利益。可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深入所有企业对所有生产条件、过程、产品进行一一检验、监督、核查。不仅如此，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的监管人员也有一个面对资本、金钱诱惑的问题，一旦这些人也被利益拉下了水，其监督、监管不仅起不了约束管制作用，反而却成了资本谋取非法利润的保护伞。

用信仰吗？是的，这似乎是最后的屏障了，资本家可以用高超的手段躲避法律的惩罚，用伪装把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明星，可以用金钱把监管人员、媒体记者一一摆平，但是他没有能力摆脱无处不在的、万能的上帝对自己的监督。对信仰宗教的人来说，也许这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意识，其约束力的作用更为强大。可是对不信宗教的人怎么办？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进一步反思不难发现，并不是上述所有规范对中国初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失去了约束力，而是我们的每一项监管、约束规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正是现有法律有漏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执法犯法问题的存在，才削弱了法律的强制力；正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忽略了道德教化，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的泛滥，让今天的部分中国人变得泯灭了良知、践踏了诚信、缺失了羞耻心、恻隐心，从而也就削弱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市场行为的导引力；正是政府监管中部分监管者的渎职、失职，一方面加剧了资本的疯狂，更败坏了政府的信誉；正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淡化，或者是忽视了对青少年理想、信念的教育、灌输，以至于市场化、价值化、货币化等极端经济、功利的价值观念消解了部分公民的信仰和崇高，使一些人已经失去了理想、信仰和操守。那么我们究竟用什么约束疯狂的资本？今天，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高唱赞歌的同时，急需反思的是这30年我们在得到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作者为空军第一航空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