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字的《命运》以深圳的崛起为线索，描写了在这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种种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据作者陆天明介绍，《命运》和其他政治题材小说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故事发生的地方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深圳，也写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政治题材小说中，这是第一部。小说的主角深圳市委书记和其他人物，以及改革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人物和故事都是综合了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艺术加工而来的。正是小说的这种特殊性，陆天明说：“我也是拿到了‘尚方宝剑’才敢写。”    ——编者

十分钟前，关向民得到三营八连连长的报告，说他们连的老兵冯宁表现异常“反常”。这个冯宁因脚伤在团卫生所治疗多日，始终未愈而没能归队；但得知今天部队要出发，仍需拄双拐行走的他，却突然强行冲出卫生所，一路追赶到火车站。

军区首长在给一八四团传达由军委下达的这次行动命令时，反复强调，深圳紧邻香港，最近处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多年来，许多边民就是利用深圳这个地缘条件，不断地在此“闯关”外逃。边民外逃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稳定，已成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一大心腹之患。在这样的情势下，军委下决心把一八四团这样一个著名的“红军团”拿上去，布防深圳宝安。

冯宁是个“老兵油子”。是关向民一个老首长的儿子。这个冯宁聪明，肯干，也能吃苦。但当兵五年了，却一直没能解决组织问题。关向民也曾多次找他谈过话，甚至很明白地告诉他，论能力，你完全可以当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只要改掉忽冷忽热自由散漫的毛病，听话，踏踏实实地干。但这个冯宁对这个“个人前途”问题，似乎完全不在乎，仍然改不了那些老毛病。所以，在得知他今天不顾一切地要跟部队南下到深圳宝安，关向民很自然地凭直觉就断定冯宁此举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 “阴暗打算”……

傍晚时分，军列终于停了下来。接到团长第一道“召见”令，冯宁就动身向团部来了。他攥着两个大白馒头和一个军绿色的搪瓷碗紧赶慢赶向团部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走去的时候，忽然见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跟在他身后，显然是来讨饭吃的。

冯宁便把一个馒头掰成两半，分给了他俩，从路轨对面的灌木丛中呼啦一下又窜出一群孩子，把他围住了。

冯宁有些为难了：孩子太多，而馒头却只有一个。给谁？连长过来催他了，他只得把剩下的那个馒头再掰成两半，分别给了眼前最小的两个女孩，再把碗里的菜倒给了一位老大爷。这位老大爷身旁还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比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大一些，不好意思往前挤，这让冯宁特别地看了她一眼，同时也注意到了这小姑娘的清秀和文静。他想去解开系在腰间的装了玉米粉的小袋子给她，但是系得太紧，好长时间也解不开。

这时，值星参谋的哨子声响起。他本该继续向前快走几步，冲进团部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去见团长的。但是，冯宁却偏偏做了另一种选择。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向后转身，向着自己连队所在的那节闷罐子车厢跑了过去。

一八四团奉命向深圳宝安开拔的那个晚上，在省委书记钟灵的办公室里，为向这次前来的中央首长小平同志汇报做准备，专门召开了个会议。临近结束时，省公安厅的一位领导忙站起来请求道：“能允许我最后再说一句吗？”

钟灵站住了。

那个公安厅领导还在犹豫。在刚才的准备会上，钟书记居然对多年来一直把“边民外逃”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持怀疑态度。经过犹豫，他觉得还是应该把情况向书记说明清楚才对。“多少年来，从上到下都把这一类边民外逃事件定性为恶性政治事件，如果今天我们不顺着这个思路去汇报，后果难以预料。”他说道。

钟灵沉吟了一下，反问：“你觉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那个公安厅领导说道：“如果我们说边民外逃不是地富反坏右和敌特分子煽动组织所造成的，万一中央首长追问，那么又是谁在这里起作用，我们怎么回答？”

笑容慢慢从钟灵的脸上消失，他知道，一时半会儿很难扭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多年来所形成的结论，便笑了笑道：“咱们总不能把几万几十万逃港人都说成是‘敌人’吧。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和政策性问题，我们暂不下结论。特别是可以听一听中央首长的看法嘛。”

军列到下一个停靠站时，团长立即把冯宁叫到自己跟前。在问清了上一回没有按时到团部来谈话的原因后，团长稍稍平静了些，开始接触实际问题了：“你跟我说个实话，到底为什么不顾脚上的伤痛，拼死拼活抢着跳上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