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至今，“山寨”一词火遍中国，它已经从经济行为演变为一种泛文化现象，从最初的“山寨手机”，到“山寨明星”，再到“山寨歌曲”、“山寨版电视剧”、“山寨春晚”、“山寨政府网站”、“山寨诺贝尔”等等，山寨文化正在对主流文化发起迅猛冲击，业内专家近日对山寨文化开出“药方”——山寨文化或为马列主义的大众化做出贡献；就其蓬勃的生命力来看，主流文化理应汲取“山寨”精髓，创造出更被大众接受和喜爱的文化样式。

流 行

最近，“山寨春晚”仍在北漂老孟的领导之下紧张筹备，如果山寨春晚顺利实现网络直播的预期梦想，山寨文化或民间娱乐狂欢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相应的，２００８年以来各种山寨文化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成为当前中国无法忽略和回避的重要社会现象。

据悉，山寨一词最早源于深圳ＩＴ行业，它们利用有限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力量模仿品牌手机样式，生产出质量不错且又价格低廉的新颖手机，很快赢取消费者青睐。随后，以仿造、快速为特征的山寨文化迅速蔓延甚至泛滥成灾。面对“山寨”的兴起，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与把握？

云南大学知识产权专家宋笛认为，山寨文化的流行首先必须从符号学寻找根源。“山寨”一词有对应于城市、主流、庙堂的乡野、草根和民间之意，既有江湖的豪侠气，又有弱化社会秩序的无赖气。“在传统社会中，黑白泾渭分明，而‘山寨’沿用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创新精神，在黑和白之间试图找到灰色地带，用以柔化规则、消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固有元素，形成某种语词符号上的突破，进而形成文化上的突破——打破规范和不规范的界限，弱化国家法律的刚性阻碍和伤害。”

宋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经验证明，一段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个文化主题，以强化和宣泄公众的文化思想和利益诉求，“山寨”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多元社会对于草根文化的高度归纳，它涵盖了很多东西，如恶搞、颠覆、仿效、解构等娱乐模式，最终“仿制”都可归结为“山寨”；不懂山寨的含义也可以，只要能摆出“山寨”的姿态就行。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家马居里看来，山寨文化在２００８年的兴起深刻表达了公众对主流文化的不满。“比如恶搞，它既是娱乐，也是挑战。这说明主流本身已不能满足大众的口味和需求，人们就创造出反叛活动对主流进行回击。”

他举例说，最近出现的山寨版《红楼梦》就表达了网友对新版《红楼梦》的不满——既然你能花那么多钱“糟蹋”名著，凭什么我就不能拿你开涮？

挑 战

广州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认为，山寨文化的涌现对主流文化发起了强劲挑战。首先，“山寨”的显著特点是廉价、实用、更新迅速，这样的产品对草根阶层、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诱惑力。“品牌的东西太贵，而山寨文化产品的功能并不亚于品牌，且价格低廉得多。‘山寨’的体制外发展客观上刺激、纠正了体制内机制的健全，促使体制内行业对于自己的服务素质、利润空间进行反省，这对于主流文化产品的价格定位、便民实用、更新速度等，都是很好的推动。”

其次，山寨文化也是对高新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人们对此“积怨已久”但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需求、宣泄不满，这种“反抗”有利于这些行业的规范与调整。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近日在其标题为《都搞山寨，谁来创新？》的博客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多为仿制的“山寨”文化是投机取巧，是成本低、风险小的“捷径”。“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对‘山寨文化’的存在应该理解，一定程度上可以允许，但绝不能提倡。”

但李宗桂认为，模仿是创新的必然途径。很多山寨文化产品都是对先进产品的模仿，这既能加剧山寨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能推动山寨和“庙堂”的竞争，客观上能促进各自产品的更新换代，最终真正走上自主创新、技术发展之路，这对于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

至于山寨影视、山寨明星等，李宗桂认为这是民众利用名牌栏目的名气和名人形象借以表达对社会种种不良现象的痛恨，进而抒发对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渴望。其间的调侃、幽默、恶搞等反映了民众渴望变革的善良情怀，这样的利益诉求同样可视为一种“创新”，是民间和谐文化的创新。

马居里认为，山寨文化对主流文化是及时的警醒，“以一些堆砌、肤浅的大片或空洞的电视晚会为例，山寨的恶搞提醒我们，精神需求不应停留于视觉和娱乐层面，而应该拿出精品。恶搞不是针锋相对的批评，而是表达了不认同。我们不用担心什么东西都被恶搞，因为超越限度的恶搞也会遭到公众的讨伐。关键是，有的主流文化产品其实已经出了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满意了。”

或是一种大众化

对于山寨文化，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合理辨析、认真研究、积极借鉴，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李宗桂坦言，目前部分山寨产品已经侵犯了知识产权，如盗版图书、盗版光碟等，违法行为绝不能打着“山寨”旗号就蒙混过关，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维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运用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力量进行打击和约束。否则，山寨文化就成了违法文化、犯罪文化。

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山寨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就片面否定山寨文化及其产品。他说，“我认为山寨文化的出现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它逼迫庙堂文化更加注意社会的公平公正。山寨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马列主义大众化的体现。它与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矛盾，相反，它是有益的补充，它在提醒主流文化如何才能使马列主义更加大众化、平民化，简单说，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三贴近。”

李宗桂认为，以仿造为特色的山寨文化尽管对主流文化有冲击，但并未构成真正威胁，相反，它应视为良性的亚文化，无论从法律、道德还是文化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角度都可以认真研究它，更关键的是，应该积极引导，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尤其在网络时代，‘剿灭’并不可取，也无法办到，理想的做法是在山寨文化中引入普世价值和人文关怀，这就给各级文化部门、文化工作者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宋笛表示，山寨文化的涌现能促进文化领域的竞争，“如《无极》遭到恶搞之后，人们开始积极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片，结果，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国大片质量出现根本好转，为我们奉献了可口的精神食粮。我认为，竞争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

马居里认为，以模仿为核心的山寨文化产品真切揭示了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如果主流文化产品做得足够好，山寨自然就没了空间。２００９年的山寨春晚如能成功，将能为“山寨”与“主流”之间的差异与分歧提供更充足的注解与答案。“总体看来，我们应该对山寨文化予以足够的宽容。”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