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哈尔滨“10·11”酒吧命案在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齐新、刘力男、杨森以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这桩命案刚开始并不这么叫，网上习惯称之为“六警察当街打死大学生”，后来又被说成“六提督拳打林衙内”。前期舆论普遍抨击警察为非作歹，随着一段现场视频曝光，许多人转而谴责“林衙内”仗势凌人。案件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双方的身份，但舆论的关注客观上却推动了此案走向公开化和透明化。

比如，对于尸检这一重要环节，办案单位分别邀请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最高检等4位重量级专家，并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名单另外邀请了3名权威法医专家，组成了阵容强大的鉴证队伍。此外，关于此案的新闻发布会是由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老实说，如果不是舆论力量的介入，这样的架势和规格是难以想象的。从这可以看出当地对此案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当地或有把这一案件办成“铁案”的决心。

在这一事件中，舆论力量作为“第四种权力”发挥了强大的监督作用。从其他一些公众事件，同样可以看到网络舆论对社会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公权力部门及其官员也越来越重视舆论的力量，不断尝试和“民意”进行良性互动。比如，最高检专门收集编辑有《涉检网络舆情》、《政法网络舆情》，从中了解公众的司法诉求，关注网上所反映的司法不公、执法不严以及职务犯罪等方面的线索。

所以现在似乎更有必要强调一点：法律正义有时并不直接等同于民意。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在于监督其依法公正作出审判，而非左右和干涉司法的独立运作。拿哈尔滨酒吧命案来说，民意表现并不一致，有人倾向于同情嫌疑人，有人认为死者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得到这样的下场。究竟何者才算得上民意体现，本就不容易搞清楚。说起来，这些民意大多是追求一种“道德上的正义”。

正义何所依，民意何所求？这么说吧，追求法律的正义，依赖于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讲求用证据说话。由既存证据勾勒出来的真相，未必就是事实的全部真相，但这种法理意义上的真相，就是法律追求正义的来源和基础。而“道德上的正义”则依赖于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甚至基于一种“好人”和“坏人”的简单主观感受。法律有时候不得不放过一些“坏人”，而民意往往未经司法审判就能够对公民作出道德判决。

杭州最近就发生这么一桩案子。有一女职员告老板性骚扰，相关报道被放到当地论坛上。数日内，又有多名女子站出来指证他，其中一名女子称被其强奸。此事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警方组织力量进行细致侦查。遗憾的是，由于证据不足，最后仅以涉嫌冒用他人身份证等违法行为，行政拘留了事。

这件事情颇能体现“法律正义”和“道德正义”的区分。我认为，法律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力感”，恰恰体现了法律的真正精神所在。说到底，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根本的民意”，因为它是经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制定出来的。假如在证据不足，法律意义上的真相无法满足的条件下，仍然对一个被所谓民意认定为“坏人”的公民进行审判和惩罚，其结果一定会导致无辜公民遭遇飞来横祸。

哈尔滨酒吧命案受到舆论强烈关注，双方如今又都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团或名律师。我之所以在这时候强调这一点，就在于期望当地法院能够在舆论监督下依法作出审判，而不能为了迎合民意或迫于各种压力，却走向法律的对立面。对于一桩舆论强烈关注的案件，如果还有什么人或机关试图扭曲真相、影响司法判决，那不仅是愚蠢的，也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