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京城——永远的奥运记忆

本报记者 王文捷

2001年7月13日，当“Beijing”一词在萨马兰奇嘴里并不算铿锵地迸出时，整个中国沸腾了，百年奥运终于来了！

2008年8月8日，亲临北京看着眼前的“鸟巢”，心中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位神秘、矜持的新娘，在默默期待约定的佳期，然后撩开面纱……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举办，郑州日报的“北京奥运报道小组”北上采访。

作为一张地方报纸，想得到一个正式注册的奥运报道记者证不容易。但奥运会在家门口举办，我们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奥运会开幕前三天，报道小组进驻北京。

我们在北京住进租来的房子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解决。比如，人手一台的笔记本电脑必须能上网。仅上网这一件事，就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民居的书房成了我们的工作间。

办公地方有了，怎么睡觉呢？好在有一间房铺的是木地板，我们的“领头羊”王微晶抵京当天就与房东出去买了三个床垫，放在木地板上，三个大老爷们儿的“床”有了。我们小组还有位女同志，享受了“单间”的待遇，另一个仅比姚明低点的哥们儿只好窝在沙发上。

当然，解决了后勤问题，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京城游走，抓各种与奥运有关的新闻，观察各种与奥运有关的事务。来北京的第一天，我与摄影记者李利强在“鸟巢”附近转悠了三个半小时，场馆进不去，我们就在外面寻找一切与奥运有关的线索。后方责任编辑发短信问：“今天有无重要稿件？”我回道：“重要的俺们弄不来，俺们只会打擦边球。”在乒乓球运动中，打出“擦边球”是一种运气，我们会打“擦边球”，可见能耐之大。

京城之大，地铁和自己的双腿是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本着节约的原则，出租车在我们眼里属豪华奢侈类。因此，每天黄昏时，总能看到几个疲惫的身影，在夕阳下影子拖得很长。一日，天天在京城“策马”的我，走起路稍有些瘸拐，同行人问：“你这马腿没事吧？”“马腿”晚上歇歇肯定没事，可一天我听说同事们忙碌到下午5点多，才吃上当天的第一餐，已大快朵颐两顿的我，眼眶多少有些湿润……

当然，在这20天当中，我们同全世界人民一样，也在享受奥运会带来的乐趣。尽管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进入场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小组的报道定位，就是通过自己的眼睛，记录下场馆以外的奥运方方面面。

北京奥运虽已落幕，但她注定会载入史册；奥运报道虽已结束，但我们会把这份经历，永远珍藏在记忆之中。

他们在抗洪一线的日子

本报记者 武建玲

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了大洪水，尤其是长江洪水，仅次于1954年，为上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一时间，长江告急、武汉告急……汛情牵挂着全国人民的心。本报在省内率先派出记者参与抗洪抢险报道。带着领导的嘱咐、亲人的叮咛，本报记者杨光、张玉甫、杨怀锁和司机李小冬驱车赶赴长江抗洪抢险一线。

8月11日到达武汉后，武汉大街小巷看不到洪水压境的迹象，但本报记者察觉到了平静背后的不平静。于是他们“混”在防汛车队里，上了长江大堤，看到了紧张的防汛场景，并发回《江城军民誓与大堤共存亡》等消息。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分洪是长江抗洪抢险中最令人关注的热点。本报记者也对此给予高度关注。14日，报道组以《转移 转移 十万火急》为题，报道了荆沙市公安县33万群众舍小家保大局的感人转移场面。16日晚，天又下起大雨。得知当晚荆江要分洪的消息，本报特派记者于当晚11时发回消息《沙市水位再攀新高 荆江分洪迫在眉睫》。17日晨8时，他们发回了有关沙市水位上涨、分洪仍不明朗的消息和《今晨荆江分洪扣弦待发》的新闻特写。17日晚，得知荆江分洪可能性不大的确切说法后，记者深夜又叩开荆江分洪指挥部官员的宿舍门，“逼”他们讲出了一些“幕后”新闻，并马上发回新闻分析《荆江分洪，何以迟迟难定？》在省内最早国内较早地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为何没有分洪”的疑问，该稿件后来还被评为全国晚报抗洪新闻二等奖。

在采访中，为了捕捉新闻，本报特派记者也曾遭遇险情，这使他们近距离感受了军民合力抗洪的感人场面，他们现场采访了抗洪官兵、村民和防汛专家，始终与抗洪军民战斗在一起。

在关注汛情的同时，本报特派记者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受灾群众，采写了《这是我们的临时家园》等稿件，并以“灾区人们急需救助” 为题，用整版的图片，反映失去家园后灾区群众的生活，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由前方记者牵线，郑州爱心企业捐赠的救灾物品及时送到了公安县灾区群众手中。

半个月内，本报同仁共发回文字、图片等稿件50余篇。荆江险段、龙王庙、大沙角等重大险段险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通过他们的报道，本报在抗洪抢险这一重大事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参与报道的同仁说，重大新闻发生时，记者就应该第一时间赶到一线。有幸参与那场中华民族抗击自然灾害的“人民战争”，他们终生无憾。

地震前线的感动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文 通讯员 李怀明 图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全国人民的心凝聚到巴蜀大地。

地震后的一周里，每天采访之余守在电视旁看着灾区凄惨的画面，总让人泪流满面，但看着救援物资一批批送到灾区群众手中，我又被媒体的力量震撼。作为记者，我们虽然不能像人民子弟兵那样去废墟里挽救生命，但是可以通过准确、及时的新闻报道，唤起更多人的爱心。

带着郑州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5月19日，我和摄影记者李利强跟随郑州供水抢险队向一线开进。绵竹的画面或残酷，或悲凉，从不美丽，但因为真实所以震撼，还有那些压在废墟里的尸体，不曾亲眼见过，却血淋淋、活生生地刻在脑海深处，一种痛让人无法释怀。

5月23日是我的生日，在一线忙着采访的我早把此事忘到脑后，可是，报社领导在出发前为一线记者买保险时从身份证上发现了这个秘密。5月22日晚9点50分，郑州日报采编大厅里例行的编前会早已结束，报社领导和同事们还有我的母亲依然围着圆桌等待着为我连线过生日。与此同时，在绵竹市的废墟前，30多位郑州供水队员们刚从工地上回到驻地，大家围成一个“心”字形，共同唱起那首熟悉的生日歌。那时，激动的我早已哭成泪人，默默许下今生特别的心愿：愿天下所有的好心人一生平安！让媒体的力量释放更多爱的能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

和我一起战斗在灾区一线的还有我的战友：覃岩峰，他单枪匹马到最危险的北川，起初由于网络不通，写稿全部要靠手机短信来完成，为了省电，白天不敢开手机，等到稿件在采访本上整理好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将稿件输入手机发回郑州；还有李利强，他和郑州晚报的记者一起找来一辆偏三轮，天天深入最危险的地方，记录真实历史；还有汪静文，他是一名上过老山前线的军人，已45岁的他顾不得女儿高考在即,主动请缨毅然前往灾区……

灾难面前，郑州媒体人履行记者职责，用他们手中的笔、镜头，忠实记录历史，让国人看到了中原儿女的善良和勇敢，看到了中华儿女共建家园的信心和勇气。

新闻扶贫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党贺喜

当均衡发展理念成为选择，我们在陪伴和讴歌商都崛起的同时，也率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广袤原野，投向那些还在贫弱困境中奋争的人们。

顶着初春时节的料峭寒意，1998年3月，由时任市县处处长的张子明领衔，郑州晚报新闻扶贫小分队记者王延锋、张玉甫、袁勇、康定银、王少华一行冒风雪、顶严寒，连续十几日在嵩山和五指岭之间穿梭采访，用心灵记录我市偏远山区的贫困状况，用笔触反映山区人民不畏赤贫执著抗争的可贵精神，用故事再现我市各级各地倾力援助贫困地区的感人事件。

新闻扶贫行，对记者是一次历练和教育。在登封市君召乡，记者在黑夜中寻访当年照料豫西游击纵队的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村民们促膝长谈，并赶在暴风雪来临之前赶回驻地写稿；在新密市尖山乡，因大雪封路，记者徒步赶往雄武寨、田种湾村走访山里人家，探寻脱贫良策。连日的山区行，小分队坚持白天奔波采访，晚饭时间讨论，连夜赶写稿件，使《雪夜踏访红石头沟》、《在皮司令战斗过的地方》、《鸡司令与狐老帅》、《寂寞雄武寨》、《五虎沟的故事》、《大山深处小康村》、《授千金不如授一技》等影响至深的稿件，连珠炮般在本报一版显著位置刊出。

这一组共20余篇稿件不仅受到省市领导肯定、赢得读者赞许，还激发了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热情。我们的新闻扶贫采访尚未结束，许多市直单位和重点企业或加大对口扶贫的支持力度，或新加入到扶贫攻坚的队伍中，鼓动了我市城乡携手埋葬贫困的社会热潮。

本报新闻扶贫行的创新举动，还掀动了省会新闻界的新闻扶贫热潮。就在本报相关报道刊出不久，省属新闻单位的“三山行”、“老区行”等采访活动纷纷成行。

摒弃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在持之以恒中不断优化新闻扶贫行效果。在此后的数年间，本报记者不仅多次回访曾经报道的乡村和山民，还把新闻扶贫的触角延伸到全省范围：1998年，参与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的本报记者袁勇深入到沿黄地区的台前、范县、濮阳采访，连续发回十余篇报道；此后两年的河南新闻扶贫行，本报记者袁勇、赵新蛟先后随团奔赴驻马店、信阳等地的贫困乡村采访，共刊发稿件30多篇，继续为扶贫大业鼓与呼。

由于在新闻扶贫领域的突出贡献，本报 98新闻扶贫行系列报道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6月，在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开发办、省老促会共同组织的表彰大会上，本报荣获河南省新闻扶贫先进集体，袁勇同志获河南省新闻扶贫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