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李光耀先生，那次李先生与哈佛学生分享他的新学习经验，尤其说到他正在学习网络，并且在网上与年轻人对话。他还说，直到退休，才改变了自己之前对于领导人的一个观念：他以前见过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戴高乐，都是有天分的，但是他现在相信，领导人也可以借助训练增强领导能力。也许这是为他后来设立的李光耀公共管理学院预先打的一个公关广告。

后来，我研究中国、新加坡在苏州中新工业园区谈判中李光耀先生的作用，对他的远见、性情、妥协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新加坡不过是个规模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会城市的城市国家，但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发展成了一个世界贸易额超过印度、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像他这样广受国际尊敬的领袖人物，还是非常值得尊崇的。

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让我印象尤其深刻：其一，作为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亚洲价值观”的表述者，李光耀在捍卫新加坡发展模式的同时，突出了亚洲价值观模式的差异，成为东亚文化的政治旗手，同时也成为一位利用儒家思想改造现代社会的实践型政治家。其二，作为从冷战时期到新经济时代大国平衡游戏的杰出操作者，李光耀关于苏美平衡、东南亚与东亚平衡、两岸平衡、中印平衡的思考与实践可以说出神入化。他捍卫新加坡不同于美国的治理模式，但是又主张与美国保持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正是这种大国平衡游戏玩得好，新加坡才谋取了最大化的发展资源。其三，作为专业精英机制与好人政治的主张者，李光耀创造了新加坡的举贤、养廉、培英、亲民机制。这一机制高度强调行政的作用，强调法律的严肃角色，而这些恰恰成就了新加坡长期而稳定的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

同时，作为华族领袖，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制度设计中有意识地考虑到族群和谐的需要，平衡占主导地位的华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少数族群提供突出的社会机会，从而有效地消除族群冲突。而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李光耀长期保持海峡两岸平衡，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这种支持中积极谋取新加坡的利益，同时又寻求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平衡机会。

李光耀是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标榜太强的信条与价值观，而他的选择都是可变的，有所定见又多有通变才是他的政治治理的精华。难怪他跟邓小平先生那么谈得来，也难怪他那么欣赏中国领导人。相对而言，他对于那些有更强的意识形态信条的近几任台湾领导人的评价就谈不上有多好。

在李光耀身上，有一种超越一般领导人的洞察力和把实在的选择当成伟大信条坚持的勇气。恰恰是这样，李光耀所做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并不那么难，但是要学习到就很不容易。就像一篇政治时评说的那样，我们中国学了新加坡那么长时间，去的人觉得新加坡的经验比很多西方国家更可学，而回来后却发现至多学了点皮毛。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