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近日，随着季羡林、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驾鹤西去，一个愈发突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大师凋零，泰斗远逝，谁来填补大师留下的空缺？

时代需要大师，文化呼唤大师，因为大师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大师是一种文化的高峰。文化大师有什么标准？即以刚去世的两位大师为例，大师是一言九鼎的学术权威，大师是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大师是著作等身的文化巨擘，大师是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具备这几条标准，方可戴上文化大师的桂冠。倘若按图索骥，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师吗？即便有，恐怕也如凤毛麟角，而且还可能是颇有争议、并非大家一致公认的。

没有文化大师，评选、任命几个不就行了？就像如今每年都在频繁地评选各种各样的荣誉头衔那样。然而，文化大师毕竟不是像超女那样票选出来的，多花钱拉票就能弄个大师干干；也不是像政府官位，无论谁退下来都有人接班，而且是争着接班。文化大师却不能这样产生，大师标准也不会降低，宁缺毋滥，不够那个条件，没有那个水平，谁评的也没用，谁封的都不作数。当然，文化大师也不是完人，不必求全责备，但起码的两条是道德、文章都要站得住脚，无懈可击，一方面在学术上要有独特建树，自成体系，影响巨大，这可不是东拼西凑、糨糊加剪刀所能奏效的，也不是光在学生、助手成果上署名，到处挂名当主编所能立得住的；另一方面，在道德上要高风亮节，光明磊落，没有操守上的明显瑕疵，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来，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大师，但说实话，我们近年来一直是在靠几个垂暮之年的文化大师在支撑门户，而他们也在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离去，这是他们的荣幸，却是我们的悲哀。想当年，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被公认为文化大师时，也不过才四五十岁年纪，可今日，放眼望去，这个岁数的学人似乎还在寻寻觅觅，懵懵懂懂，没有一个大师浮出水面，居然还得靠那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先生在高举帅旗，勉为其难。这似乎说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规律在我们这一代文化人身上有些“失灵”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也有点难以为继了。扪心自问，我们应该愧对这样一个应该出大师也可以出大师的年代。

季羡林老在谈到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一要靠才能，二要靠勤奋，三要靠机遇。胡适先生也深有体会地说：古今中外那些文化巨匠，无一不是极聪明的又极肯下工夫者。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成功者必须要这样努力才能心想事成，一个文化大师也必须这样打造才能立足于世。平心而论，我们现在有才能的、极聪明的人很多，丝毫不比季羡林、任继愈们逊色，机遇也只会比他们多而不会少，所差的主要是坚韧持久的勤奋精神，不愿花大量时间在学术研究上，总想找终南捷径；不肯下大工夫去积累攻关，老是幻想天上掉馅饼；所以，他们不仅成就功业难望大师之项背，学术造诣也远不及前辈大师。

文化需要传承，学术需要兴盛，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一种文化的显著坐标，文化大师不可或缺。眼下，一个个大师远逝留下的真空，使我们愈发感到他们的重要，也愈发希望新一代大师能尽快接班上任。因而，那些希望自己成为大师的、被人看好有大师潜质的文化精英们，请再加把油，更勤奋，更刻苦，前进的速度再快一些。时不我待，我们望大师已如久旱而望甘霖，有些望眼欲穿了。

大师凋零，谁来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