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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怪学费太高,只怨我们太穷?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做客新华网,就新中国成立60年科教事业发展接受访谈。他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教育部今后要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他还表示,不赞成“上学难、上学贵”的说法,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北京青年报》8月26日)

中国大学收费昂贵,这早已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资料显示,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支付能力来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大学收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是穷人家的孩子,来自于“中间阶层”的学子,也为高昂的学费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我知道,这样的话孙霄兵司长肯定不会认同,因为他不赞成“上学贵”的说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中国大学收费不高。必须承认,孙司长所言是有道理的,个人和家庭分担一定教育成本是公平合理的——但,这样的“分担”应该是一种可承受的消费支出,而绝非是倾其所有和巨大的负累吧?当前不争的现实是,上大学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上大学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而背上沉重的教育消费负担,还有不少家庭因高等教育投入导致返贫。

如果按照孙司长的逻辑,似乎不能怪大学学费太高,而只能怨我们太穷。可问题是,既然我们都这么穷,大学收费为什么又这样高呢?

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悲凉的新闻:浙江传媒学院大二学生巫小宾,新学期带了一万斤橘子到杭州,打算将橘子的销售所得用来缴纳学费。带一万斤橘子来上学只是为了筹集学费,或许有市场橘子价格走低的因素,但万斤橘子抵学费仅仅折射出橘子的廉价吗?一万斤橘子对于一个以种植橘子为生的农民家庭来说,意味着全部的辛勤耕耘和汗水,意味着全家人一年的基本生存和消费,吃饭穿衣、看病、子女教育都要指望这些。可这些收入,却全部要“兑现”成学费,请问孙司长,这样的“分担”是公平合理的吗?当一种教育消费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负累,当大学学费比一万斤橘子的价格还要昂贵,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因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陷入困境,我们就不能去抱怨橘子和劳动力的廉价。

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途径,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公益性事业。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教育收费本身就具有合理性、公共性的基本要求,以满足社会公平的需要。当前虚高不下的大学高收费,严重制约着社会发展,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不要说穷人了,就算是富人的孩子也有权利享受公平的大学教育。 鱼烟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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