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微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1966年8月的一天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因为在此以前，我在北大的宿舍已遭红卫兵抄过一次家。那是半个月前，一天经济系一名加入“新北大公社”的教师，带着七八名红卫兵，横冲直撞来到朗润园九公寓我的一间斗室。他们进门大喝一声：“洪君彦，你老实点儿。”就乒乒乓乓把我屋里的花瓶、摆设和相架砸得稀巴烂，把相片撕得粉碎；再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并抄走了我的私人信件。不一会儿，我的屋子就成了垃圾堆。红卫兵走前还在书架上、地上一堆旧书破纸上加贴封条。勒令不准挪动，违者严惩，可怜我那仅11平方米的小屋遭此劫难后，连脚都踩不进去了。所以我进屋后得步步为营绕着走，也不敢扫地。生怕踩烂了封条，触怒小将们。

有了那次可怕的经历，这次我从红卫兵来势汹汹的样子，估计到情况不妙了，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号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