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世一向光明磊落。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

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那个年代，我们一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燕京大学学生，每逢圣诞、新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开舞会欢度佳节。1949年的圣诞夜是在北京市东单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名为“石金”的西餐厅度过的。那里是当时青年学生时尚的交际中心。那天章是我同班同学朱文榘的舞伴。

我见到朱同学带来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只把她看做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东四八条朱文榘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文榘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

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复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复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