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和我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章含之是我的女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倒是章曾经动摇，闹过分手的风波。

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195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

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

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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