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

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

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思想有些偏激，认为章士钊在北洋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她应该与旧官僚“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的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含之，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出生就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游玩，下馆子，想逗她高兴，但她仍感到不自在。因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隔阂，隔阂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回到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突如其来闹分手

我与章含之肯定关系后，一直以她的学业为重，从未催她结婚。所以我是家里众兄弟姐妹中结婚最迟的一个，连比我年幼四岁的小弟弟都比我早结婚。我也是大学同学中成家最晚的一个。我耐心等待章大学毕业。

1955年春，一天章含之突然来北大，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愕然。我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再等两年就可以结婚了，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还问她是否有了新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