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没有。我问她：那是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读的是外语学院，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机会出国。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不可能出国。将来两个人的工作、生活无共同之处，她一直为此烦恼。因此不如早点分手。

她说得轻巧，似乎一切合情合理。但我已经痴痴等了六年，难道六年的恋情一句“分手”就可以付之东流了？我当时觉得很委屈。我想：当初是你主动追求我的，如今上了大学又嫌我配不上你了。此后有几个月，她给我打电话或找我见面，都是为了谈分手的事。她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她说分手后仍然可以做朋友。那个阶段我因为想不通，性格一向开朗外向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此时北大经济系党组织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开始关心此事，党支部书记主动约我谈话。他了解事情真相后，又亲自到外国语学院找章的组织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此事。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心转意了。据说是外语学院的一位教师追求章，她动摇了。为此她学校的团组织批评她喜新厌旧。同时，她可能耳闻北大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条件相当不错的女朋友。一天她急急忙忙到北大找我，哭着对我说：她后悔跟我分手，要我原谅她的幼稚。她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使我对她的出尔反尔再无芥蒂。再加上我中学同学的劝说，于是和她重归于好。此后若干年我们算是破镜重圆了，实际上这次分手的插曲已埋下了我们今后婚姻中风云迭起的伏笔。而事实证明：结婚后章含之跟我只能同欢乐，不能共患难，所以注定我俩不可能白头偕老。

喜结良缘 喜得千金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那时正值“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儿女私情就变成小事一桩。我俩在北大工会俱乐部举行了简单而朴素的革命婚礼。来宾中没有家人，只有经济系的教职员工。由我的恩师北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主持婚礼，陈老宣布洪君彦和章含之结婚后，给宾客们发了喜糖就算完成了婚礼。而为了招待新娘的同学，就在章家（当时章家仍在东四八条）再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我们给来宾分了喜糖，与一班年轻朋友分享了我们的喜悦，仪式简单而热闹。

结婚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那时学校里的党、团员几乎天天晚上开会。平时我俩各自住在学校宿舍，到周末才回家团聚。

返沪省亲 章博公婆欢心

1959年夏天我和章含之结婚后第一次返沪省亲。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带了新媳妇归来。我俩和父母住在一起，章刻意要当一个好媳妇，主动帮我母亲洗菜、打扫、料理家务。她博得了公公婆婆的欢心，哄得两老喜笑颜开。我父母直夸这个媳妇既漂亮又孝顺，真是贤良淑德。我们在阔别多年的上海游玩，访亲探友，乐不思蜀。记得老父兴致特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照了几张合家欢留念。那次上海之行，过得十分愉快，在归途的火车上，我俩还一直谈论、回味上海之行。

1960年我们随章老搬到史家胡同五十一号。章意外怀孕，我得知喜讯欣喜若狂。当时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学校的伙食更差。章怀孕后想吃些可口的东西都没法办到。记得有一次我到莫斯科餐厅排长队，想买一份有营养的西餐给她吃，结果主菜只是一片墨鱼。

1961年7月19日妞妞出生了，她就是今天的洪晃。见到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我心中充满初为人父的喜悦。但女儿生下来时头发稀少，大概是她妈妈怀她时缺乏营养。我这做爸爸的为此内心感到愧疚。妞妞是我们洪家最小的孙女，我小弟的孩子都比妞妞大。我妈说：“君彦三十岁才抱个囡。”妞妞深得祖父母的疼爱，而章氏夫妇更把这外孙女视为掌上明珠。1962年妞妞一周岁，我父母已是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特地从上海到北京为孙女庆贺生日。

一家三口享天伦乐

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那段时间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因为家庭和睦，妞妞又得到全家人的疼爱，一直生活在优裕、舒适的环境里。她的幼年是幸福的。那时家庭也让我感受到温暖、安宁。我每逢周末回家，妞妞要我陪她睡，给她讲故事。家里有一套英文的儿童百科全书，其中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她躺在床上听故事，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硬撑到我讲完才睡。那时每周一次与家人团聚，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