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后我的人生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自从我受到冲击后，妻子就从鄙视我到背弃我。从前的恩爱夫妻变成了话不投机的陌路人；从前的温暖家庭变成了令人心寒的冰窖。我心里明白：我的家毁了。妻子的不忠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情绪跌到谷底。但我还死要面子，心里的苦衷对谁也不说，也不能声张，真所谓咬碎牙往肚里吞。

1968年8月聂元梓“新北大公社”一派，把被定为“陆平黑帮”的校系两级领导和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教授、教员，以及被冠以“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坏右”一百多人集中监管起来，关进“牛棚”，正名为“监改大院”。

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6时至星期日下午6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7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那时在偌大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没人理睬我，更没人敢跟我说话。

也许是我太渴望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了，也许是妻子的不忠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反叛的怨气，这股怨气摧毁了我一向尊崇的道德观。我徘徊在失落、绝望的歧路上，感到十分惆怅、迷惘。后来我自己也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

一天正在劳动时，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

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  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