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新琪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茹志鹃写出了成名作《百合花》。作品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她蜚声文坛。

我和茹志鹃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大楼相识、相处、共事30年。这一时期形势变幻莫测，人对人的认识、了解，要胜过平时的几十年。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奉命到“五七”干校“改造学习”。这期间，茹志鹃曾请过几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儿王安忆下乡插队的事。我回上海休假时，中午买了两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鹃家送给安忆带下乡，只见茹志鹃独自坐在一只藤椅里，呆愣地望着门前的天井，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

“都准备好了?”半天，我终于蹦出一句多余的问话，“都弄好了。”茹志鹃平静地说。然后告诉我：安忆实在太小了，还不会安排生活。她特地连夜为安忆缝了一只小荷包挂在胸前，里面装了30块钱，作为安忆在农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费。

回干校后，茹志鹃除了劳动学习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安忆写信。我和茹志鹃睡上下铺,靠窗,我睡上铺。她常在吃过午饭后，坐在自己床铺前，燃上一支烟，望着袅袅萦绕的烟雾凝思，然后在窗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给女儿写信，而这时，我和寝室里的人都钻在被窝里，闭目休息。

读安忆的信，成了茹志鹃重要的生活内容。从信中，茹志鹃了解了安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想，茹志鹃就在回信里鼓励女儿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世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也许就在这些倾注了慈母心血挚爱的字里行间，强化了安忆的文学细胞，对安忆后来成长为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有时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误以为她很骄傲，这是有点冤枉的。

编辑部人员逐渐增多以后，茹志鹃才得以抽出时间写作，她的《剪接错了的故事》一发表，就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当茹志鹃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时，组织上宣布由她担任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

当官，并没有给茹志鹃带来私利，还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她不会敷衍人，干什么都直来直去，她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70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间前楼，一间亭子间，厨房公用。寝室兼客厅及饭厅的前楼，推开窗就可和对面人家在窗口对话；小儿子没有安排固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

茹志鹃很喜欢孩子。她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家里的第三代更是给了她很大快乐。一次，茹志鹃从外面回家，满头大汗，当时只有六岁的外孙踮起脚为外婆擦汗，亲热地说：“外婆，我真怕你死。”茹志鹃的眼泪流了出来。

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孙都回到这间虽不宽敞却充满慈爱、亲情的屋子里团聚，每人都能从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唯独没有茹志鹃专为自己准备的。她曾对我说过，她喜欢看孩子们吃，只要他们吃得高兴，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茹志鹃沐浴在亲情里，她对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时起时伏毫不在意，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