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父亲曾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第一次是在941年12月30日被捕，于1942年4月被释放。那一次，抓他的是汉奸，不是日本特高科。他第二次入狱是直接被日本人抓去，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43年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他两次进监狱的这几年中，我曾不计其数地去监狱给他送饭、送衣服。

这么多次为父亲送饭送衣，我只获准见到他一次，还是在他快要结束监禁的时候。那次母亲陪我一起去，带我进了监狱。接待处在一条很长很黑的走廊尽头。父亲还没出现，我们就先听到他的手铐脚镣声。他瘦得不成人样。我们想安慰他几句，他却打断我们说：“都在预料之中。”探望最多也就半个小时。犯人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每个人有一个号码。我至死都会记得我父亲的号码：770。

我父亲在日本人投降前两个星期被释放。他回家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热情地欢迎他。他飞到重庆，在那里，我爷爷创办的《大公报》对他作了专门报道。他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他回北京后，国民政府委任他做北市教育局局长。

我父亲每每讲到他被监禁的生活，总是很幽默。

有一天他对我说：“看你能否解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戴着脚镣，中间有链子连着，你怎样穿裤子、脱裤子？”

这确实是个难题。

我思考之后猜出来了。

“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问他。

“你猜出来了，是夏天。”他答道。

我就给他讲了我的做法。

他对我笑笑说：“对啦。”

我猜诸位现在一定想知道是怎样个操作法。夏天的衣服薄。在脚腕儿和镣铐之间有那么一条缝，得把整条裤子一点一点拉上去，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套到另一条腿上。冬天不行，因为冬天裤子厚，又有夹层。我找到了答案是因为我为父亲送衣服，其中有棉裤，是从外面上扣的，穿起来方便。

父亲出狱不久，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平津战役期间，国民政府安排父亲上飞机去了台湾。

我们从未得到过正式通知说我父亲去了台湾，可我们知道。那是1948年年底，我们当时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和谈，没几个月我们家就能团圆了。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爸爸。

国民党在台湾一直提防那些他们最后一刻“解救”出去的学者。这些人中大多数并不真心想走。他们当中有几个最终回到了大陆。可对我父亲那样身居要职的人看得很严。父亲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我从学校回家，我们一起吃的早餐。当时我十九岁，年轻气盛。爸爸告诉我他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的一封信，敦促他留在北平。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接到了这样的信。

他给我看了那封信。我说：“这就对啦！”意思是他应该留下来和共产党合作。

我父亲忧心忡忡，说：“那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父亲本意是要留下来的。事实上，那天谈话结束时，他答应我他会留下来。我并不是说他很明确地表示要离开国民政府，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可能觉得在新社会，他仍旧可以继续教书做教授。

有人说我父亲选择逃到台湾，也有人说他是被裹胁去的。我无法判定这两种说法哪个正确，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想永远和家人分离。

我不会忘记1941年12月30日，我父亲第一次被捕。我当时十二岁，在天津圣路易中学住校读书，回家过圣诞假期。

我母亲是位坚强、镇定的女性。我父亲被抓走后，她对我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所有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夹在你父亲书房的一本书里。他们还没找到，我知道在哪里。”

中国老式的书的书页对折后装订，所以每两页中间有一个夹层。那张名单就夹在一本书的一张夹层里。

“得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那名单找到。”我母亲对我说。

“娘，让我来。”我说。

父亲书房的门被来抓他的人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正式查封的年、月、日。我们不能开封条，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我用水把封条弄湿了一点，让它松开。母亲始终在边上，看着院子放风。我找到了那本书，那张名单就夹在里面。我拿出来交给母亲，然后又小心地把封条粘到门上抚平。

父亲第二次被捕时，我在寄宿学校，所以没有亲眼见到。

我在天津上的寄宿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办的。我因为大胆不羁的行为被北平的中学开除，我父亲只得送我去天津的学校。巧的是，我父亲十二岁时，也被他父亲送去就读寄宿学校，去了欧洲，二十多岁才回国。

我父亲开始在比利时，然后去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去了爱尔兰，然后从那里去了伦敦。尽管他在英国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又成了英文教授，父亲却始终坚持他的法文要比英文好。

在伦敦期间，他上的是伦敦经济学院，学业上很出色。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听说他的辉煌业绩，英国的注册考试拿了第一名。二十岁的时候他在海外华人中已经很出名，不仅是因为他是《大公报》老板兼主编的儿子，也因为他本身的努力和出色。

1920年，父亲终于经海路回国。他是我祖父的独子，是被我祖父命令回家成亲的。我祖父母很以自己的开明观念自豪，但当时父母为孩子安排婚事却还是正统的做法。尽管我父亲在欧洲生活过，也在那里结识了其他女孩子，他还是回国从父母之命。

我祖父和外祖父当时都住在天津，是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们的妻子各自怀孕时，就约定说：“如果我们一个生子，一个生女，就让他们成婚。”他们都是一诺千金的人。

我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的创办者，当时叫北洋大学。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新式教育。民国初年袁世凯组阁时，他被指定做教育部部长。这之前他是山东省省长。母亲告诉我，我外祖父可谓妻妾成群。他五十三岁去世时，每房每室都分到了不少财产。我经常遇到有人宣称是我的表亲。我外祖父有几个儿子，和我的外祖母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我母亲蔡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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