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英敛之是满族人，笃信天主教，所以没有纳过妾，可他其实也很有女人缘。他和他妻子也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父亲英千里。父亲出生后不久，祖父创办了《大公报》。后来他又创办了辅仁大学。

一个是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主编，另一位是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桩典型门当户对的婚事。

父亲小时候就知道我母亲是他未来的妻子。我母亲也知道。我家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母亲就去接受了洗礼，还被送到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去学英语，学校由修女们管理。那是她出嫁英家的必要课程，母亲家很富有，能负担得起。

显然，我祖父尽管信天主教，并不介意娶的媳妇家里有妾。那被认为不过是生活小节。

在他们结婚的同时，我们家资建了一所女子学校——静宜女学，由我母亲主管。对一位十九岁的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责任，但父亲和祖父都坚持女性要有职业，应该工作。在当时那是很前卫的思想，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很超前的。

婚礼是在天津的一个拜占庭教堂举行的。教堂建于二十世纪初。为婚礼临时搭起一个很大的拱形走廊，稍有点名望的人都来参加婚礼。

其实父亲从欧洲回来与母亲结婚时，祖父和外祖父的关系已经失和，简直不怎么来往了。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对袁世凯有不同的看法。袁世凯很讨厌我的祖父，因为他是改良派。我祖父也痛恨袁世凯因为他是窃国大盗。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阶段，袁世凯玩弄伎俩，先是逼宫逊位、自任大总统，继而又上演替位称帝的丑剧。袁世凯曾多次想用金钱和地位买通我的祖父，但都不成功。

我的两位祖父关系很僵，但他们都遵循这桩婚姻的约定。要变也晚了。母亲不但受了洗，去了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在我祖父中风后，她还搬进英家照顾他。让我祖父自豪的是，尽管他中了风，但依然是新世纪公认的优秀书法家之一。

一九二五年辅仁大学成立时，我祖父英敛之被任命为大学校长，但当时他已病得很重。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是保持了叛逆的本性，提名大学者陈垣先生作为他的接班人。基督教徒被指定为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在当时是前所未闻。陈垣先生活到九十几岁。死后出版的他的书信集中，就包括他和我祖父的书信交流。

父亲结婚后，回到英国完成他的学业，在那里又呆了好几年。这期间我的大姐出生了。我推断父亲肯定在一九二四年回国探望过母亲，因为我大哥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他们结婚最初的六年大部分时间我父亲都待在国外，由我母亲单独照看两个孩子。她还服侍我祖父直到一九二六年他去世，我父亲从欧洲回国。

我父亲回来时已拿了一个经济学学位，可他对经济学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浪漫主义诗人像雪莱、济慈、拜伦之类。

我母亲有一次私下跟我讲：“男人易变。”她说那话的时候辅仁大学刚成立了一个女子学院。女学生们有事没事就到我家来拜访，因为她们我父亲的学生。母亲一向很大度，可在我面前却说：“我还不知道她们？她们才不是来看孩子，而是来看孩子他爹。”以他当时的职位，我父亲的确是位青年俊杰。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知道父亲回国与她结婚前结识的一位爱尔兰姑娘的故事。我在父亲的书稿中找到了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一定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前。父亲写信给她说十分想念她，还请求她是否可以来伦敦度某个假期。从书信判断，似乎她人在爱尔兰。

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知道这事的人。其中一封信中她说她愿意跟他一起回中国。要是这个提议成为事实，今天就没有我和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了。

从战士到绅士

我爷爷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家族是满洲正红旗人，世袭旗兵，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我们家族一六六四年随顺治帝入关。祖父于两百年后出生于北京西郊，即是现今颐和园以北几里远的黑山扈附近。黑山扈是旗兵操练的地方。祖父年轻时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吃钱粮的路。

大多数知道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之前他的名字叫英华。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儿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