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良小时候在云南昆明生活过几年。她父亲吴保丰是第一批从美国学成回国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见证了无线电业的兴起和发展，并在30年代中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广播电台，最初设在南京（当时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后来搬到了云南。当时，广播业在美国也是新兴的行业，吴保丰在中国广播业中被认为是创始人。后来随着战争局势的平稳，陪都迁往重庆，吴世良在那里度过了她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她在昆明只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女儿在清华大学读大三期间，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吴保丰，很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学运是针对美国人的，因为当时的“德士克”石油公司对一位死于交通事故的中国学生负有罪责。上海市政当局则同美国人沆瀣一气，学生们举行抗议，很快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由北大、燕京和清华这些大学发端，也兴起了抗议活动，起因是一位北大女生被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引发的“沈崇案”。

蒋介石对学运形势大为不满，下令吴保丰去南京，要向他面训。交通大学教的就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学生们都十分熟悉铁路。他们开始拆毁上海至南京段的铁轨作为反抗的表示。沪宁线是上海和政治首都南京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大动脉，铁路被傑傲不驯的学生们给拆了，令蒋介石十分恼怒。

“这件事体你哪能解释？”他质问吴保丰。

吴保丰大胆地回答：“我有几句忠告，委座。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地位。我记得1927年我们开始北伐的时候，”（吴保丰是国民党元老）他继续道，“那时候学生和普通老百姓都是向着我们的，可现在他们都反对我们。我们真的应该做些自我检讨了！”

蒋介石的反应是拍着桌子大叫：“我警告你！你已经老糊涂了！你马上给我滚出上海！作为交大校长你在上海的影响太坏！要是我在十天后还看到你呆在上海，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吴保丰回家后马上集合全家准备逃往天津。他有五个孩子，他按孔夫子的五德：“温、良、恭、谦、让”给孩子们起的名字。我未来的妻子是第二个孩子，所以她叫吴世良。他们之所以选择天津是因为吴保丰在美国的一位同学当时是开滦煤矿的总督。老朋友就给他了公司顾问的职位，基本上是什么也不用干，光读报喝茶。

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吴保丰离开上海，把全家迁到了天津，吴世良独自留在上海继续她的学业。她当时就读于上海大学，这是她三年来读的第三所大学。她读高中时满腔热情相信实业救国，立志毕业后就读交通大学。但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父亲却反对她的决定，说那不是女孩子读书的地方。他越是这么说，她的决心也就越坚定。她凭入学考试高分进入交大就读，可她最终还是学不进那些光学工程学的课，因为她的天性喜欢诗歌和戏剧。于是她又转到以其商务和文学科著称的圣约翰大学，但不久又对这所学校厌倦了。继而她又考进了另一所，沪江大学，又称上海大学，可一年后，她又烦了。

最后，1948年秋，她终于考到了清华，在那里安顿下来。我估计她遇上了我，暗忖：“找到归宿了。”

她祖母总是劝告她：“必须在大学里找到对象。一毕业，就晚了。碰到的就都是二流货了。”所以，到清华读三年级时，吴世良开始有点紧迫感了。

1950年7月17日我和吴世良结婚，是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报到之前。我原本是要到中央戏剧学院剧团当演员的。中央戏剧学院是由曹禺和欧阳予倩于1949年创建的。但最后一刻，他们回绝了我，因为有一条新案程下来，规定那年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进中央政府机构，而学院只能按分配规定办。结果，我们这几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年轻人就来到新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吴世良和我一起被分在演员队，在剧院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两人都干过其他的差事。进剧院一段时间以后，吴世良就成了剧作家兼剧院院长曹禺的个人助理。曹禺说：“吴世良的古典文学比我都强。”那是他选她做创作秘书的原因之一。我后来也管过资料，还当过创作室主任，那是抓剧院剧作家创作的部门。

我21岁进入剧院，是国统区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我们是进步向上、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当时的政策要求我们接管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包括宣传机器。我们被告知身边就有以前国民党反共演剧队的成员。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旨在把他们揪出来。新政府要从烂摊子中建立起新中国，就需要我们这些刚毕业的个人历史清白的大学生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