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务农岁月

71年6月我从监狱获释后，我和妻子就给女儿小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走了很长时间她才收到，因为她远在中蒙国境线上插队。她一收到信就马上往回赶，到家已经是11月份左右。

这期间，剧院的会计跟我联系。

“老英，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带个皮包，大点的，因为要装的东西有点分量。”

政府对“文革”期间一些被扣发工资的冤案苦主补发工资。吴世良和我拿到了8000多元。那年头儿可是笔大钱，因为物价便宜。我在一家旧货店买了一只飞利浦电唱机，还有许多落实政策退还的西方古典音乐唱片。

小乐回来刚两个月，我就被下放到北京南郊区县的一个文化局干校。那地方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可当年我们得坐火车。那里的地名叫天堂河，实在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在那么苦的条件下和老农们一起干体力活离天堂差得太远了。

我在干校整整一年。吴世良没去，她留在北京。我每半个月获准回家一次，也就是在我回家探亲的时间里我和小乐重建了我们的家，我把卧室改造成了桥牌俱乐部。

我记得被遣送干校的确切日期，1972年2月，就是尼克松访华的那段时间。我在这个时候被点名下放到乡下，因为上头认为美国人来了，那最好赶快把英若诚送走，别让他们见上面，你怎么跟他保证我不认识尼克松也没用。

我在“北京人艺”的许多同事在我之前就被下放到天堂河干校，我去了之后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在干校也没闲着，我自己动手建了巨大的塑料暖棚，那样我们的秧苗就比隔壁田里的早十天半个月抽芽。我还鼓捣了个小小的实验室制作菌肥。

我和同事中的好友朱旭一起自娱自乐。朱旭弄到了几只玻璃罐，有密封的盖子，他又去中药店买了两条小蛇。我们把那两条蛇用二锅头浸着，每天傍晚我俩都喝这酒来小小享乐一番，要是被人看见，我们就是喝药酒呢。“您也来一口儿？”我们会邀请他，可他们瞧见蛇都吓跑了。

我不喜欢闲着。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自打从狱中开始，我发现人闲了对自身没好处。在干校，我忙着读书，能从朋友同事那儿借到的无论什么书都读。也没人监督我们，我们只要能找到的书都能看。我回城时还去逛琉璃厂。当时琉璃厂是一堆烂摊子，不像现在。有一次碰到当年清华剧团的一位老同学王宪泉，他见到我很高兴。

“我刚接受完再教育。”他告诉我。

“那你现在在干吗呢？”我问。

“我管琉璃厂的旧书店。”他答道，敢情他成了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刚刚官复原职的书记。

“你得帮我个忙。”我请求他，“带我去你们的库里挑几本书。”

“可以，没问题。”他说。便带我去了一个上锁的房间，一般顾客是不让进的。我尽量买到我提不动为止。那时我已拿到几年中蹲大狱的补发工资，所以，尽管我眼下在干校种庄稼，但实际上还算是个有钱人。

那天我从琉璃厂买回了整套契诃夫的小说集，我很喜欢契诃夫。当时英达11岁，这小家伙是真聪明，学校当时都不好好上课，他却读写都不错。我把书买回家后，他就开始读契诃夫。

第二天他来跟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唱片都找了出来，用买来的飞利浦二手唱机放着听。我从贝多芬开始，因为我想让英达了解他。首先，我给儿子讲了贝多芬的一生，他虽然是个聋子，却在音乐上有如此的成就。我记得有一张唱片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里面有一段爱尔兰舞蹈，那唱片当时在北京不容易找到。我听着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听到贝多芬，读上契诃夫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

我当文化部副部长三年，1986年至1989年，可我的任期直到1990年才最终结束。

作为副部长，我直接向文化部部长王蒙负责。之前我认识王蒙，但不是很熟，并非密友。经他批准，我开始组织每两年一次的中国艺术节，办得颇为成功。艺术节通常举办一个月，9月开始，将近10月国庆节的时候结束。1989年后我同意再续一年，因为王蒙说，那年的艺术节非我不可。

作为文化部副部长，我的职责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我主管所有的表演艺术团体，比如，芭蕾舞团、剧院、歌舞团等。第二，我监管各大艺术院校。第三部分是新的分支：文化市场。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比如很多人都抱怨博物馆穷，没法儿办，其实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兵马俑就值一个博物馆。为什么捧着金饭碗要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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