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艺术和教育培训要经受彻底的改革。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工作相当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自己是重拾我祖父和父亲的事业，帮助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尽管这听起来很宏大。

我妻子1987年1月去世，我突然感到自己虽然非常忙碌，但也相当孤独。我拍摄了《末代皇帝》，1988年2月出席伦敦的首映式，我还曾短时间离开部里，随剧院去上海演出《推销员之死》和《茶馆》。虽然演出很累人，但精神上让我很满足。

1989年是我60岁生日，我非常向往重返舞台。部领导很理解我的愿望，但坚持要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不是自夸，但这个工作确实需要特别的才能，还要得到各界认同。我答应他办完第二届中国国际艺术节（1989年9月5日~１0月5日）之后离任。所以我的三年任期延长到四年，我1990年从部里退下来。

我儿子1989年7月再婚。他和妻子搬来和我同住，对我很好。除了年岁增长给人的沉重感，我的身体还不错。英达在他妈妈病重的时候从美国赶回来，他是在“北京人艺”完成的密苏里大学的硕士毕业实习。1989年夏天他带着一个摄制组去美国，1990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出演了电视剧《围城》。他的大儿子3月出生。我女儿小乐与她的丈夫和儿子则定居于美国芝加哥。

吴世良最后的作品是将包柏漪的《春月》译成中文。她直到去世时还没完成，我最终将它译完，作为对她的纪念。没有了她，生活还得继续。

最大的损失

吴世良去世后，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想：“天哪，她走了！我可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事都能让我想起她，诗歌或许是对我们共同生活中某个阶段的提示。我不可能把她就此埋藏在心底，绝对做不到。她去世后我每天都想到她。

吴世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仅仅是我，作为她的丈夫，认为她是理想的女性，她也是我弟弟们眼中理想的女性。至今，无论我的弟弟妹妹还是弟媳妹夫提起吴世良都充满了敬意。吴世良在世的时候，谁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都会去找她。我弟弟若智（双胞胎中小的那位）1957年得了肺病，他就只要求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来我们家养病，是吴世良的调养帮助他恢复了健康。多少年来吴世良的母亲一直和我们同住。

吴世良的身体一直不好，她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三年监狱生活的折磨加剧了她的病。出狱后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和家人住在重庆时，吴世良是位爱国的少女，立志科学救国。不想就在这时她得了严重的疟疾。这场病影响了她之后的一生，但她总是很细心不流露给别人。她是典型的高贵的中国女性，从不会显出半点自哀自怜。尽管她受的是完全西化的教育，但并没有改变她的中国心。

吴世良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没人在她身边。我正在罗马拍摄《末代皇帝》。我们的女儿小乐远在芝加哥，我们的儿子正在肯萨斯市密苏里大学读研究生。等我们意识到吴世良快不行了，一齐往回赶。小乐比我们早到一个星期，英达比我早到一天。我在意大利，电影那个阶段的拍摄没有我不行，所以我还想着得给人家把活干完。可吴世良的医生给我发来了病危通知：“我们不能保证你拍完这段戏回来还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我请了假，并立刻买了回北京的机票。我当时认为这个电影我已经放弃了。但我最后还是回去完成了电影的拍摄。那是吴世良最终的愿望。她知道对演员来说演这样的角色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在意大利时我为家里买了一样很实用的东西，我随身带着回来：浴室用的热水器，可以烧足够的热水洗澡。当年中国老百姓还用不上这东西，一般都是烧锅热水放到盆里，总是不够使的。

热水器是作为托运行李从意大利带来的，到首都机场时我告诉机场职工我们的时间很紧，他说那没办法行李找不着了。我气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首都机场的秩序要比现在乱得多。

他塞给我一张纸，说：“在这上面签个名。找到了我通知你。”我签了名，就盼行李别被人偷了。我儿子的岳父在机场等我。他租了一辆车，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小乐已经在那儿了。我们在走廊里匆匆往前赶，没进门就听到我妻子沉重的呼吸声了。她在一个高干病房里，身上插满各种仪器设备。医生和护士在为她做某种抢救。她人半坐着。我问世良想说什么，她用手做了个动作——抬起来，用手背撩开空气，似乎是叫我不要哭。她知道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不希望她与生命的告别充满悲哀。我记不清我具体说了什么，无非是些“别担心，我在这儿”之类安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