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堂在《中国社会报》撰文指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低保制度保障了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较好地发挥了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同时，城市低保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还需要根据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1.着手建立城市贫困监测体系。贫困监测体系的建立将使城市低保制度更有针对性，有助于提高城市低保制度的救助效能。2.在城市低保制度的瞄准上应指向全体城市居民。在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城市低保制度应将低保这一公共产品均等地提供给所有的城市居民。3.建立家庭收入、财产申报制度。4.将家庭财产设定为能否享受城市低保的资格认定条件之一。5.逐步建立居民收入财产信息共享机制。6.加快规范分类施保工作。鉴于分类施保政策对特殊困难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应将之作为今后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重要内容加以规范。7.建立城市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8.建立评估基层低保工作的指标体系。9.开发适合于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教材。10.强化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11.鼓励引进慈善类公益组织。

张康之、张桐在《中国行政管理》撰文认为，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种行政模式，正是人类进入了近代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化，统一的整体性的社会被分化成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部分，政府与社会也在分化中成为相对存在的两个领域。当政府与社会处于一体化的状态中，政府所代表的只是这个社会中的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只有当政府相对地独立于社会，才有可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具有公共性的存在物，它的动态形式（即行政）才有可能成为公共行政。在近代之前的农业社会，政府（如果把那个社会中的管理活动主体即朝廷及其派出机构称作为政府的话）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混沌整体，政府居于社会之中，是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它本身就是统治和力量，即使在独立性的意义上去认识它，所看到的也是它作为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国王等的手臂和工具的性质。关于这种统治型的政府，只适用于阶级分析。近代社会，虽然阶级以及阶层的存在还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现实，但是社会的领域分化模糊了阶级和阶层间的边界，政府的管理诉求淡化了管理对象的阶级和阶层特征，特别是民主以及法制的行政环境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活动的领域中实现了各个阶级与阶层的对冲而制造了表面平衡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它的行政活动也就可以超然于阶级以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之外，在古德诺所说的“执行”的意义上全力谋求技术化以及效率目标的实现。所以，这种行政被看作为公共行政。但是，由于这个社会的阶级以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依然是基本的社会现实，政府及其行政是不可能在实质性的意义上获得公共性的，至多只能在形式上去营造公共性的假象。

基层党委“门诊政治”的改进

沈士光在《学习与探索》撰文认为，当前，在中国乡镇的基层党委普遍采用了一种“门诊”式的治理方式，即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面听取公众利益纷争中的具体情况和诉求，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这种“门诊政治”曾是速度快、成本低地解决人民群众一些切身利益问题的治理方式，在今后也仍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也越来越凸显出其局限性的一面，而其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个人意志代替组织制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乡镇基层党委甚至一些地方党委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门诊政治”的思维方式，这在执政能力方面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重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产生权力“差序”；二是单个的政治方式，只能着眼于“政治零售”，而不能从大局出发来解决“政治批发”；三是具有病理政治学的视点，容易滋生“滞后效应”。因此，应该相应的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实现政治角色的转换，逐步走出“门诊政治”的怪圈；逐步规范“门诊政治”的议程设置，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逐步将“门诊政治”转化为“代议政治”。

应对通胀预期

近期适宜“动嘴”不“动手”

在国内国际经济出现回暖企稳迹象时，中国高层指出，在未来几个月，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笔者认为，对通货膨胀预期不可不防，但在目前形势下，对付这种预期的最好方法也许是只动嘴、不动手，即表明政府认真对待通胀风险的态度，而不轻易采取实际的措施。

近几十年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对付通货膨胀主要靠货币政策手段。一般认为，货币政策手段中，有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利率(再贴现率)、调整准备金率等三大武器。当年香港某财经媒体曾评论说，格林斯潘还使用了第四大武器——“出口术”，意思是口头表态，未采取实际行动。

笔者赞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先生在2009中国国际资本市场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不应对物价的波动太过于敏感，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并不是问题。“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这几个字真是可圈可点。

按照笔者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CPI、PPI，即消费品或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食品价格在整个消费品价格中所占比重较大，而食品价格的基础是粮食价格。多年来，政府一直把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供应当作重要的政策目标，成效显著。在连续几年丰收的基础上，近期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只要粮价稳，食品价格就不会有大波动。近年间一些城市的肉、蛋、菜的价格确实有过较大波动，但人们不能囤积这些鲜活产品，待价而沽，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养猪、种菜的生产周期已大大缩短，市场力量和政府相应政策很快就召唤出供应量的增加，平抑价格。至于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目前还没有改变，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利于抑制价格上涨。在生产资料价格方面，人们担心国际原油、矿产价格上涨会向中国输入通胀。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需求整体上还处于低迷状态，价格难有大涨势。

从最新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看，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的CPI、PPI同比还都是负数。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认为“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社会上的通胀预期，主要是担心在刺激经济政策下释放出的大量流动性进入市场后可能推升商品价格。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流动性流到了这个市场上了。最近不少城市的土地拍出“天价”就是明证。资本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却可以大大减轻传统市场上的通胀压力。因此，在刺激措施取得初步成果，中国经济出现来之不易的好转迹象时，应该警惕通货膨胀预期，但是预期毕竟不是现实，不可对之过度反应，使复苏遭受夭折。 陈晓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