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应该是一种专心研究的学者称呼，现在却成了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而被不少官员热烈追逐。

300名新入学的博士生齐聚一堂。2009年9月初，位于重庆市的西南大学研究生部又迎来了一批新入学的博士生，令外界侧目的是：“新同学”中有一些是重庆市各区县的党政一把手。

目前，报考博士学位需要两种条件：一是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二是获得学士学位后6年或6年以上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培养方式则分为“脱产”和“在职”。现在，“博士书记”、“学者官员”的称号随处可见，在职官员追求高学历、高学位利弊的口水之战此起彼伏，一些党政部门和高校也每每成为舆论焦点。

博士证书多样化

“现在各种各样的办学机构，学位证书颁发机构很多，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均包括，可以说鱼龙混杂，比较混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院长朱华山说，无论普通群众还是官员，愿意参加学习、接受教育是好事情，但是现在这些情况渐渐变了样，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凭的颁发泛滥上。“包括曾经很难获得的博士证书也呈多样化形势，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许多党政部门都无法区分真伪，或者都弄不清楚哪些才属于国家教育部门正式认可的。”

重庆市一名在读博士生透露：某些高校、某些导师对于“特殊考生”均采用“单独辅导”、“开小班”等等办法帮助考生过关，由于博士生入学考试都是各高校自己出题，操作起来远远比高考、硕考容易。

在建立第一个博士点25年之后的2007年，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而在这些博士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的在职公务员，不少身居要职。现在，这些数量巨大的博士的含金量已经成为公众质疑的一个热点。

官员读博两“容易”

“以前很多情况都弄不清楚，既然不需要严格考试，对外语考试也没有明确要求，也就糊里糊涂交费报名参加某大学的博士生学习了。”云南省一名正处级干部黄华(化名)说，“主要原因是身边的领导干部们都在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凭学习班、考试班，从专科到博士都有，在这样的风潮下，自己很难不被卷入。”

“现在的情况是，级别越高的官员越喜欢拿高文凭，相反基层干部并不是很热衷，大家往往有个大专、本科足矣。”黄华说，“之所以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能够去拿高文凭，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入学容易，有些学习是不需要入学考试的，即使需要考试他们也有办法通过；二是不担心学习经费和学习时间，作为领导都很容易解决，最终名利双收。”

大专学历已够条件？

具体负责选拔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门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的呢？

“现在在职官员获得高学历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些人不问青红皂白把责任推到了组织部门身上，其实很没有道理。”云南省的一名组织部干部说，“事实上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考察、任用和提拔干部时，很少把是否拥有高学历作为主要条件，就目前的现实情况，一般只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现在教育工作很发达，用大专作为最低学历标准应该不过分。”

他透露，之所以组织部门有时候会对一些岗位进行“文凭要求”，主要是考虑工作的便利和效率，即用文凭杠杆来先筛掉一批人，“否则需要面对的人太多了，组织、人事部门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根本原因并不是唯高学历论，其实也是对文凭泛滥的一种无奈，这样的责任应该从没有把好学历关的高校那里去追究”。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同等条件下，有高学历，尤其是博士的官员会得到一些优先考虑，即‘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他还表示，“但是也可以这样想，只有优秀的人才会愿意不断学习，而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来说，拿个高文凭其实也不是难事。”

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早已不把“大专学历”当回事，而是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这自然使“官员博士大跃进”的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我觉得许多官员已经把‘博士’头衔视为一种时髦、实惠的玩意，即他们对博士含义的理解已经进入了误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博士生说，“博士应该是一种专心研究的学者称呼，是一种学术成就的表现，而不应该是一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

2009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与我们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显然，汪洋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官员的能力其实与学历高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摘自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