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讨回9995.8元欠薪，31岁的方明星耗时将近半年。26日再次讨薪无果后，他愤而爬上公司楼顶，以跳楼相要挟，最终拿回属于自己的钱。方明星拿到了钱，但等待他的，或是法律的制裁。（《南方都市报》1月27日）

又找欠资企业，又找劳动仲裁机构，还找了警方求助，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方明星的讨薪没有结果。万般无奈之下，爬上高楼以自杀相威胁，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资。这样几近雷同的一幕，已经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每当有类似的场景出现，总会有人感慨地叹息：讨薪就该跳楼啊！

跳楼讨薪虽然见效、虽然屡试不爽，但却充满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好，一旦弄假成真就会酿成惨剧。而就算是讨薪成功，也将面临着警方的处置：记得广州媒体曾经报道，广州市公安部门表示，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方明星被警方带走，大概就是这般了。所以，就成了讨薪就该跳楼，左手“杯具”右手“洗具”。喜滋滋地拿到工钱，却要狼狈地接受法律制裁。

实话实说，我很反感将跳楼讨薪这种另类的维权方式“定义”为：“作秀成分居多的‘自杀’行为”，“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或许，在“跳楼秀”中，不能排除有心怀叵测者，但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万般无奈下的权利抗争，与作秀无关。跳楼秀确实影响到了公共秩序，这毫无疑问。但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谁还能去“赌命”？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试图以“出格”的行为引起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罢了。虽然在客观上破坏了公共秩序，但主观上却没有违法恶意。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法办”跳楼维权者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动用法律手段进行所谓的“严惩”。

事实上，以跳楼自杀相威胁，还有那些不惜牺牲尊严的裸体讨薪，无不暴露出制度保障的乏力甚至缺位。正因为制度保障的乏力，让很多弱势者的讨薪维权行为，充满了无助、悲哀和愤怒。甚至可以说，跳楼讨薪有可能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抡起严惩的大棒时，有必要先自我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穷尽了一切努力去回应和维护弱势者的权利诉求？劳动维权渠道是不是随时保持畅通无阻？

城市管理的难处需要考虑，公共资源的无谓消耗令人痛心，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跳楼讨薪者的“冲动”，其实是弱势者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制度化维权途径不通畅、大众维权成本过高等权利语境的一个折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尽管跳楼讨薪左手“杯具”右手“洗具”，但还是会一次次地上演。 陈孜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