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政协会议上批评冬奥会冠军周洋。（《新京报》3月8日）于再清的话，引起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周洋的赛后感言很实在，发自肺腑，感谢父母的辛勤养育之恩，没有什么错。不过，于再清委员的话听起来刺耳，其实细想想也没有什么错：感谢爹妈没有问题，但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不能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道理很简单，我国体育是举国体制，一个奥运冠军的出炉，背后是国家长期的巨大投入。而正是由于在精英体育上耗费了过多的财力物力，才无形中导致了大众体育投入的匮乏。您倒是说说看，运动员出成绩了，难道不该对国家说声感谢吗？

说起举国体制，长期以来，国内外都不乏有质疑之声。实话实说，在笔者看来，“举国体制”就制度来说未必“新颖”，也具有一定的弊端，但切入国情，目前举国体制在我国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面竞技体育基础略显薄弱的今天，废除举国体制为时尚早。强行为之，一味模仿西方，必成东施效颦，中国男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还在于，有很多竞技体育项目很难走向市场化，离了举国体制没法推广发展。像射击，过了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无论你怎么推广都注定是一个冷门项目。而足球就不一样了，中国男足踢得再臭，却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其实，体育举国体制并不是孤立的，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相联系，单一对体育举国体制进行“剥离”，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命题。

现在的问题是，体育举国体制不能只是一种狭隘的体育培训机制，应该更健全和完善。或者可以这样说，举国体制不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国家对于运动员的培养不能仅收获“形象和名声”。故而，应尽快在体育举国体制下建立一种回报机制——以制度化的存在，让国家投资培养出的体育精英们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

举个例子说，运动员夺冠后，地区、省、国家会层层给予奖金，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商业赞助，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无论从情从理，奥运冠军似乎都应该让出一部分利益进行回报——譬如可以尝试以建立某种体育基金的形式，以奥运冠军们的回报弥补大众基础体育投入的不足，或者，对社会公益事业进行“赞助”。但时至今天，却没有听说哪一个奥运冠军捐钱出来反哺国家。

因为只有投入，没有实质性的“收获”，体育举国体制成为一种“金牌工程”和“造神运动”——奥运会之后，谁是最大的赢家？国家？社会？是那些一朝夺冠天下知，赚满了口袋和名气的奥运冠军们。他们很辛苦很努力，有敢于拼搏的精神，但这一切，离开了国家的培养，从何谈起？所以，冠军们应该学会感恩和回报。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