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松

做人要讲道德，做官要讲官德。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德兴，政权安，国运旺，百姓幸福；官德衰，政权乱，国消亡，百姓遭殃。

从古至今，我国历史上就不乏官德高尚、万民敬仰的清官、好官，像古代的西门豹、狄仁杰、包拯、海瑞、林则徐，新中国成立后的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他们堪称官员的楷模，他们始终恪守为官之责，把人民群众作为衣食父母，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他们的“官德”为大批官员树立了榜样，影响了为官者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净化官场环境、规范社会风尚，起到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近年来，虽然中央把以德执政放在了突出位置，但关于干部“德”方面专门的管理制度、规定还比较少，加之我国正处于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官德”失范已在官员群体中快速发酵和蔓延，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危机”，正牵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考验着各级党组织的执政威信。纵观这种“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三失”：

部分官员信仰迷失。一些领导干部面对拜金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极端享乐主义的诱惑、侵袭，放弃和背叛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思想空虚，精神萎靡，随波逐流，价值取向功利化，人生选择市场化。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迷信，将风水、看相、星座甚至求神拜佛作为“业余爱好”，对所谓的“风水先生”、“算命大师”深信不疑，顶礼膜拜，最终灵魂丢失、信念动摇，坠入腐败的深渊；不讲党性讲谣言，有的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不良短信，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甚至酒后发表违背党性原则、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爱高雅爱低俗，对一些低级、庸俗的事物情有独钟，在各种宴席和饭桌上，不顾身份，不知廉耻，讲起黄段子、淫调子出口成章、津津有味、绘声绘色。

部分官员道德丧失。部分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低下，淡忘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摈弃了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道德沦失，天良丧失，患上了严重的“德弱症”。一些官员缺乏最起码的“官品”，官气、霸气、匪气十足，当官不为民做主，无视群众冷暖，漠视百姓疾苦，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推三阻四、不理不睬，像“开胸验肺”、“镇党委书记劝群众跳楼”、“彭水诗案”、“校长追县长签字案”等事件就是让人酸辛的官德败坏佐证；一些官员生活淫靡奢侈，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包养“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大搞婚外恋，甚至把情人的姿色和数量当作炫耀的资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些官员腐化堕落，整天沉迷于灯红酒绿，好“傍大款”，滥交“企业主”，借打麻将、玩扑克的名义，巧妙地以娱乐作掩盖，暗地里受贿索贿，大搞权钱交易。

官德考核机制缺失。当前，领导干部的德行操守主要靠自律、自省和自我约束，缺乏外部制约机制和硬性管理的规定。一些地方在干部考核中，更多的是坚持唯GDP论，而对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仍然停留在口头化、空泛化、表面化的层面，没有系统、完善的考核标准，没有定量、定性的考核指标，没有细化、量化的考核措施，未能真正做到“以德选人”，致使一些德行很好、性情耿直，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但不事张扬、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不会巴结领导的干部，在选拔任用中得不到重用，甚至受到冷落，被“边缘化”；相反，一些德行不好，但善于拉关系、搞公关，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大搞政绩工程、善于虚报浮夸的干部，却被提拔重用、飞黄腾达。

加强官德建设，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政治、法律要求。“官德”要自我修养，也要外部约束。只有制度规范的他律与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道德的“软约束”，获得制度“硬杠杠”的威力，从而避免“官德”建设陷入空谈。

建立监督机制是官德制度化的重要环节。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制约“官德”就要对为官者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是发挥道德他律性作用的主要途径之一。加强组织监督，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大力开展监督检查、明察暗访和专项督察，不仅对官员“八小时”以内进行监督，更要对官员“八小时”以外进行监督，认真观察干部的言行举止，建立官德评议制度，从细节入手，查作风是否优良、查“官德”是否失范；加强群众监督，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丰富监督形式，拓宽群众监督渠道，设立“官德举报110”，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官员权力道德规范执行情况的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激浊扬清和对社会道德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参与官德监督，形成一种规范、制约干部权力道德的强大力量。通过加强监督，激发官员的道德责任感，督促官员严于律己，谨慎从事，防微杜渐，不敢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建立考核机制是官德制度化的根本要求。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指导原则，对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除了政绩和能力之外，还应把操守品行作为重要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干部“德”的“四看”硬性标准，为加强官德考核确定了目标方向。当务之急是组织部门应根据四中全会关于干部“德”的目标要求，尽快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准确界定新时期干部“德”的内涵，探索形成一套可以细化、量化评议干部“德”的成熟标准，细化“德”的评价要点、考察途径和办法，对官员的考察延伸到社区和居住地、成长地，全面掌握和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情况。通过对干部“德”的考核由虚变实、由宽变严，把干部德的考评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首要依据，真正把道德腐化的人拒之门外，把那些政治立场坚定、执行政策坚决，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不事张扬、默默奉献，道德情操高、群众口碑好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建立奖惩机制是官德制度化的关键所在。道德践行是一种难以脱离主观性约束和客观限制的实践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倘若缺乏对道德践行者的实际利益激励，就容易使那些道德正派的领导干部心理失衡，走上越轨之路，而且也将使社会造成一种助长领导干部道德越轨的环境。相反，倘若从观念上，而且从实际利益上，给领导干部正确的道德行为以应有的肯定，就会有助于领导干部自觉约束言行，践行道德规范。当前，必须抓紧建立对于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的利益保障机制和惩处机制，把官德与官员任职、升迁、收入等最为关心的事情挂起钩来，对“官德”高尚的优秀干部加大弘扬和褒奖力度，树立典范，甚至破格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对官德缺失、干部群众评价差的，坚决处分，不能提拔重用；已经提拔的无“德”干部坚决调整下来；道德严重败坏，社会影响恶劣的，及时清除出干部队伍；同时加大对违规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严肃追究用人失察失误者的责任，防止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的出现。通过奖惩机制的建立，从而让各级领导干部意识到个人道德的极端重要性，鼓励官员自觉加强道德修养，严于律己，自觉维护干部队伍的整体道德形象。 (作者为登封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