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保密”

无限扩大纯属推托

公安机关侦查保密固然重要，但须以保证当事人的必要知情权为前提。

重庆北山中学女生谢雨宏失踪死亡案已过去两个多月，尸检报告终于出来了，结论是“溺水死亡”。据此，公安局作出了不立案的决定。谢雨宏父母希望看到尸检报告，办案人员却表示“领导说尸检报告不能给家属看。”（《重庆时报》4月5日）

对于一些死因存疑的案件，警方在进行尸检后，仅对被害人家属告知尸检结论，而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内容，也不允许查阅尸检报告，似乎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警方的理由，要么是说法律没有规定，因而被害方无权知情；要么说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证据材料需要保密，因而不能查阅。其实，这两种理由都是大可商榷的。

刑诉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据此，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均具有知情权，侦查机关负有告知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鉴定结论”，是指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的鉴定结论，其基本表现形式是“鉴定意见书”，其内容至少应包括委托单位、委托事项、鉴定对象、鉴定过程、鉴定依据和鉴定结论。也就是说，侦查机关所应告知的应当是鉴定意见书所记载的上述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最终的结论。试想，如果仅仅告知最终结论，又如何谈得上知情，当事人又如何去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但遗憾的是，最高检的《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进一步规定：对鉴定结论，可以只告知其结论部分，不告知鉴定过程等其他内容。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简单化理解，涉嫌限制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对鉴定结论的知情范围，而上述两个规定都制定于十几年前，当时“知情权”的理念还没普及，基于时代变化，建议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或废除。

根据现代刑事诉讼的公开、参与原则，强调侦查保密必须以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为前提。只有充分满足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给当事人一个明白，鉴定结论及其他相关侦查结论才具有公信力，才能起到解疑释惑、定纷止争的作用。在诸如上述谢雨宏等疑难案件中，人命关天，被害人家属对被害人死因存在着种种疑惑，此时如果仅仅告知最终结论，而对检验鉴定的过程、依据等均不告知，如何能让被害人家属信服？而且，对谢雨宏等案件，公安机关已经作出了不立案的决定，从程序上终止了侦查活动，在性质上已不属于刑事案件范畴，此时如果再强调侦查保密，也纯属推托之辞。

侦查适度公开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侦查保密固然需要强调，但必须以保证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当事人的必要知情权为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推进检验鉴定的公开透明，给当事人一个明白，已是势在必行。

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