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是国际社会交给上海的喜庆日子，同时也交给上海一份试卷，这份试卷的奇妙在于，由我们自己出题，然后由我们自己回答，要求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给人类生活的精神增添新的内容。

我们定的题目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却也是一道难题。感谢世博会给予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审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检验初衷，重新提出幸福的观念。

我的职业是写作小说，所以习惯在小说以及其他的虚构艺术中寻找社会生活的材料。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个农民，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地，怎么失去的？老舍没有说，那个时代，无非是灾荒和兵祸，于是，来到北京，到北京干什么？拉人力车，凭一身好力气，单打独挑，尚能活下去；茅盾的“林家铺子”，在江南小镇上，面对四乡八野的低消费，农业的萧条使得这微量的消费都压缩了，巨大资本进入，从根本上颠覆了小本经营，终于倒闭，破产的林老板去了哪里？茅盾先生没有说，我想大概是去上海，上海地场大，需求也大，出路也就多；巴金的《家》，新青年觉慧，抱了满腔的热望，要去拯救上世纪初腐烂的社会，结果连身边至亲的人都救不了，甚至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爱情都没有保住，失望的觉慧离开了那个铜墙铁壁的家，乘船溯流而上，小说写道：“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这城市叫什么名字，作者没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巴金先生来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子君和涓生的自由结合，是发生在北京吧！他们那个同居的小家安在了吉兆胡同里，市井坊间虽然不免有闲话，可到底也不能过于干涉，最后的失败，是败在涓生自身的颓唐，他担负不起鲁迅先生对爱情的期望；多年之后，《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余永泽也是在北京同居，一套中国式的小公寓，遗憾的是，由于政见不同，他们没有将这新式爱情坚持到底……我想说的是，城市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有能力走出传统伦理的秩序，放弃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遗产，独立生存。换一句话说，城市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空间，不仅是强者，弱者也可在一定程度获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我们可略微回顾一下女性地位的转变——1900年，美国纽约成立“国际女装工人工会”，为女工主张权力，是国际“三八”妇女节的起源。这一个初级的男女平等条约产生的背景，就是工业化，女性与男性不同量级的体力，在机器上消弭了差异。社会的现代化可说是随城市发展而进行，女性受启蒙受教育，在这个不单纯依凭体力的世界焕发出各种潜能，越来越具备与男性竞争的条件。

再有，残障人的权益。这一个群体需要在高度合作的结构中，方能够自立然后体现尊严。2007年，上海曾经承办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有一个节目，是以诸多人体连成一道血肉长城，两名脑瘫残障者分别从两端攀上“长城”，向前攀爬，跋涉中，身下的“城墙”屡屡伸出手臂，扶助他们，推动他们，不让倒下，众志成城，终于到达顶峰。这可视作一个象征，象征着协作，互动，能量相加然后重新分配，达到全部启用。以此推论，年老、体衰、疾患、竞争不力而失败，等等，弱势群体都可能也应该拥有生存的保障。而城市是可较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合理进行配置，让每个人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共享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以为，这就是城市的科学精神和人道意义，我们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将这精神和意义发扬光大。

我曾经参加过世博中国馆的主题讨论，有一个有趣而令人感动的事实，那就是各种方案和建议，无论出发和角度、形式和手段有怎样的不同，可是，就好像千条江河归大海，当描述城市的理想的时候，不约而同，都刻画着民生安乐民计兴隆的景象，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生动的景象。不由想起在纪念邓小平生辰的日子里，读到和看到的这位国家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画面，那是如何温暖和合的居家的气息，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关于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大约就来自这位老人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激荡的政治斗争，有过亲人离散的遭际，在晚年享受着快乐的家庭生活，他最懂得什么才是幸福。在这时时处处都发生着很炫的事情的时代里，人们并没有丧失清醒，还保持着朴素的幸福的观念，这是事情的发轫之初，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方向。还是要感谢世博会，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梳理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检验目的，再次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的。世博会是一个世界的大节日，主宾双方都将极尽努力和热情，献上最美好的礼品，万物汇集，竞相交流，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