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绅士徐展堂

我和徐展堂先生认识显然是因为收藏。当年徐先生是藏界叱咤风云的大腕，出手很重。在上世纪80年代国人还不知收藏乐趣之时，香港拍卖大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要的东西基本上没中国人插手的份儿。一次在与日本人竞拍一件瓷器时，徐先生的坚定使价格扶摇直上，当最终价格突破千万而落槌时，满场掌声雷动，徐展堂先生因此获得“抗日英雄”的雅号；回顾这一幕，我仍不免激动，但徐先生此时已驾鹤西归。

徐先生年长我十四岁，我三十几岁时他已近五十岁了，初次见面时我还是明显感到年龄差的压力。尤其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国内与香港的差距明显，我去香港住宿吃饭都要算计，徐先生却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国际知名的大收藏家了。他不知怎么听说的我，托荷里活道的古董商约我见一面，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春天上午，我被朋友领进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笑逐颜开，令我在紧张中放松。

徐先生告诉我，他早年在广州高第街市场还买过清代的青花盘子。这一点让我新奇。逛地摊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这等平民的乐趣，谁知徐先生这样的富翁也在地摊捡漏。每个人的收藏无论起点高低，逛地摊都是个说不清楚的乐趣。其实人生多数时间是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不是人生一个好的态度。

徐先生是荷里活道的常客，工作闲暇以逛古董店为乐。不喜欢收藏的人不知逛古董店之乐能有多乐；没逛过那时的荷里活道不知那时的古董店有多嚣张；用目不暇接、琳琅满目描述当时香港古董店的盛况只有不足，绝不可能溢美。但客人大都来自欧美日本，亚洲的买家像样的没几人。在收藏界有个难解之谜至今无解，就是欧美日本一流富翁无一例外地都收藏，亚洲华人一流富翁无一例外都不收藏。徐先生自己说，他算不上一流富翁，因而收藏。我清楚地记着他对我说这话时的语气，所有的内容尽在不言中。

用几个亿的资金建立一份收藏，又把这份收藏向公众公开，表明徐先生的人生态度。徐展堂艺术馆的成立在世界收藏界算是大事，展品之精不仅显示了财力，还显示了主人的眼光。以专业论，徐先生算不上文物专家，但其收藏的专业地位毋庸置疑，这缘于他商界炼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那一段时间，资讯没今天发达，涌入香港的文物良莠不齐，鱼目混珠，鉴别对其收藏是一道关卡。

对没有文物专业技能的人来说，依然有办法鉴定。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完全彻底地讲清楚了一个道理。徐先生的判断只需对人，不需对物。他一旦遇到他认为好的藏品，他定会招各路神仙帮他断案。他把博物馆的专家、古董店的老板、江湖上的高手，都招至麾下，好吃好喝好待遇，为的是兼听。

我记得在徐先生的办公室内他请我看一件乾隆官窑。据他说争议很大，让他困惑。他告诉我有个德高望重的老专家看过，吭吭唧唧地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说，他不喜欢这种态度，真假先不论，人生不能是一团糨糊。听他这番话，我显然不能再是“糨糊”，我看过后明确表态，这件瓷器是乾隆官窑，而且是精品。我说出我的判断一二三四五，徐先生当时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知道这是他的鼓励，也是他不能自已的心情。

他那年亲自带我参观他的艺术馆，在香港老中国银行的顶层。在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背景下，我是脚走得慢，心跳得快。我是一个遇事极冷静的人，但一见文物就激情万丈，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因为什么。

我和徐展堂先生说过这些，他哈哈大笑，点头称是，他说钱在这个面前永远是渺小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神奇的感受，到底是文人会描述。

那些年，我年轻，徐先生年壮，大家常有机会见面。后来，他入政界，工作忙了，我也为博物馆奔波，琐事缠身。但我常常能想起他，有时候查资料翻书还能看见徐先生送我书时写下的豁达字迹。他突然走了，我心中的感伤多是后悔，未能寻机多几次面叙。这让我知道人生不一定凡事永远有机会。

我不能确定和徐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能确定是在他北京的家中。那是一座四合院，离长安街很近，走进房间假山流水，绿植鲜花，与喧嚣城市立刻隔绝，一副世外桃源的境界。徐先生设家宴款待我，没外人，能好好说话。与一个年长而又德高望重的人随意聊天，应该算是人生难得的享受。共同的爱好使人生话题变得具体，传统文化又是一根强有力的纽带，没参加我们的聊天也能感受长幼之间的融洽。

记住一个人的方式很多，角度也可能不同。徐展堂先生流芳千古一定因为他挚爱的收藏。在世界各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上海、南京，等等，都有他出巨资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展馆。一个从小贫穷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面前如此虔诚，对中国文物如此一往情深，只有与他深夜长聊过的人能够强烈感知。那一夜，是我们两个人人生中的很普通的一夜，清茶香气袅袅，假山流水潺潺，说的什么我已记不太清，可以记清的是徐展堂先生爽朗的大笑和手扶眼镜拭泪的神态，还有桌上那几件看着我们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