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兢业

故乡的同学当上中学校长后，曾多次相邀，让我给他的学生讲讲，我是怎样走向文学，为什么要写作的？

在我一次次婉拒后，他开导我：你别怕丢面子，现在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你上中学时留下的笑料……

他误解我了。我并不是怕伤自尊心才一再拒绝，我是担心产生误导。要实话实说，我的确是因为逃学逃进了文学。

我在中学时代的“成绩”，至今仍不失为笑柄。回乡省亲时，爱开玩笑的乡嫂大老远就高腔亮嗓打招呼：“一十分”回来啦！

我“一十分”的雅号，源自中学数学老师。

那次期考后公布成绩时，教数学的李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上：“氧o氮a氢h”，而后又带领大家念了三遍，才开始公布分数。

念分数的时候，他不从高到低，也不从低到高，而是用最具强烈对比的排序：

郑喜——氧！张超，９９分！

郑福——‘欧’！唐秀——９８分！

郑兢业——一十分！苏江——９５分！

教室里击掌顿足的大笑尚未落幕，李老师接着导演下一幕：“郑氏三熊”，不是英雄的雄，而是熊包的熊——三个熊包站起来，说说你们的经验，怎么考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李老师是我的姑表兄。小名叫“凹斗”。我们那一带的乡村，都把有着列宁那种大而前突额头的脸型，统成为“凹斗脸”。表哥的小名来自他的脸型。自小逢年过节相互串亲戚，我嘴里喊着凹斗哥，看着他脸相与名字的相互印证，总是忍不住窃笑。多年喊惯看惯的“凹斗哥”一当成了我的老师，本来就没教养的我，很难对表哥老师产生应有的敬意。一个赖学生与老师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他想以老师加表哥的双重身份来“治理”我，我认为他六亲不认，不给我面子，愈发加深了我对他的“敌意”。我以他智慧的高大脑门为“题材”，起了好几个充满侮辱、讽刺嘲笑的外号。正是我与表哥老师的“旧爱新恨”，才有了他念分时的黑色幽默。那两个考了“氧”分和“欧”分的同学被“反比”，也是因为沾了我的光。

自我打分，我的智商在平均线靠下一点儿。如果不是逃学加“跳级”，我在数学上也不至于那样“榆木”。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因为逃学加生病，曾经辍学两年。正是在离开学校期间，我有幸阅读了能够找到的文学作品，而且迷醉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拿到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那天早晨，母亲让我去割猪草，我带着那本书出了村。本打算看一章再割草的，结果是，一坐在野外坟地的松树下打开书本，便忘了时间，不知饥渴，从日悬东天，直到暮色苍茫，一直沉迷得不知所在。当我从愈来愈模糊的文字中拽回目光，瞪着梦眼环顾周遭，久久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独自坐在坟场……

尽管我后来慢慢知道，我那时心里吸纳的文学营养相当于肠胃里的红薯萝卜，远非卢梭、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牛奶”，但与在校园里“放羊”、连知识的衰草都啃不到的在校生相比，我真的是多吃了不少偏食。

同龄伙伴主修领袖语录、鹦鹉学舌之余，结帮打架几乎成了男孩子共同的业余爱好。当我要好的小朋友们因为常打群架需要我加盟时，学校竟允许我这号货“跳级”复学，一下子跳到了五年级。

尽管我是以打架为动力复学的，并且在重返校门后很快成为能打能挨的“尖子”。但我的班主任唐老师并没有对我绝望，而是在发现我一点点闪光处，及时鼓励，使我免于在“我是孬货我怕谁”的歧途上，一头撞死在南墙上。

我复学后第一次“挨表扬”——当天我给我妈那样炫耀，是在讲评作文时。仅仅因为用了一个“豆腐掉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的歇后语，唐老师把我表扬得鼻尖冒汗，又心如猫舔。

“重温表扬”的强烈愿望，使我对作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之后每一次写作文，我都要使出吃奶的劲，打三四遍草稿。每修改一遍，都搜尽枯肠，加进几个当时流行的“优美词句”、“豪言壮语”。那情形，有点像一件破衣烂衫上缀了几颗歪歪扭扭的铜纽扣，很抓老师眼球。因为那时作文水平普遍低下，我竟一时成了班里的“鸡群之鹅”。

用作文掩盖算术上的笨蛋白痴，每周讲评作文时能让耳朵赴一次美言的大宴，算是我与文学的懵懂“初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