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近年来，一旦有恶性暴力事件突发，传闻即刻漫天飞舞，称恶贯满盈的凶手疑似精神病人。不管传闻最终是被证伪，还是货真价实，精神病人被迫与猝不及防的社会动乱挂上了钩，沦为社会怨恨排泄口的那一根稻草。

对此，中央综治委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近日表示，今明两年，将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这的确是大手笔，倘能落实，至少从表面上看，正是精神病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福音。

为何单说“表面”呢？很显然，要解决精神病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并非扩建精神病院那么简单。根子上的病毒不予祛除，哪怕将泱泱中国全部改建为精神病院，依然于事无补，依然不能阻止精神病人报复社会，残杀无辜。比方说，精神病院的残缺与治疗技术的落伍，充其量算是皮肤病，这背后，还有一触即发的“心肌梗塞”。

病根出在了制度身上：很多时候，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人，并非关节点，关节点在于，谁拥有对你的精神病鉴定权，谁是复核程序的主导者。他说你是精神病人，你就得是精神病人，就得进精神病院接受洗脑的酷刑，像河南人徐林东那样，神志清醒，却被关进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达六年多之久。精神病鉴定权的被滥用、被误用、被霸占，以及相应法律规范的模糊与缺失，才是精神病人合法权利沦丧的毒源。

如果你不明此中的黑幕，不妨看一部美国电影《换子疑云》。精神病鉴定权的被滥用、被误用、被霸占，说白了，就是公权力对科学的鸠占鹊巢。这种鉴定权，本应属于医院，属于中立性的科学机构，可是，当警察将敢于对抗威权的“病人”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就必须判定其是精神病。这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名曰“强制收治”。强制的权力自然属于强权者。作为帮凶的医院，常常要扮演替罪羊。

精神病鉴定权不幸沦陷的背后，是立法的严重缺位。一部《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开始起草，至今仍未出台。这种耻辱，在中国可有第二例？据说，该法难产的原因，在于草案过多关注医疗技术问题，对于精神病防治当中所涉及的人身自由强制，经费保障，政府、社会、家庭责任分配等核心问题并未涉及。依此情形，即使出台，有何意义，甚至连作恶者都未必在意，是否还需要这一张僵硬的画皮。

必须强调，中国精神病人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是正常人被强制收治，其反面则是大量急需救治的精神病人往往得不到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讲，改扩建550所精神病院确实有其正面意义。然而，我们担心的是，如果精神病鉴定权依旧被滥用、被误用、被霸占，谁能保证，这新建的550所精神病院里面，将有多少个徐林东、彭宝泉、邓玉娇……谁能保证，它们到底是精神病院，还是收容所？ 羽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