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人还小，就知道贪玩。为了树立自己的老大形象，也经常从父亲的百货店里偷偷拿出糖果分给小朋友们吃。虽说父亲那间百货店不大，但那时简直就是我的天堂，因为它使我变成了堤岸一带最最幸福的孩子。

其实从记事起，我就在百货店里钻来钻去，和哥哥姐姐捉迷藏、玩游戏。当然，让我们几个流连忘返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店里那些好吃的零食和好玩的玩具，糖果、饼干、黄菊……虽然现在想来并不见得怎么丰富，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完全可以用应有尽有来形容了。

父母平时一直对我约束不多，绝大多数时候都迁就我，也乐于让我在童年时与自然为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对我的教育，尤其是修身做人方面。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父母，父亲是家里的主心骨，是顶梁柱，是一家之主，是负责规划家里的“大政方针”的，平时说得多做得少。而母亲则毫无疑问是父亲那些“大政方针”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具体到子女教育方面：父亲主张放任自流，不能抹杀孩子爱玩的天性，母亲便默默承担起孩子疯玩的后果。譬如：三天给孩子缝补一次被扯破的衣服，隔三差五替孩子向不同的邻居道歉赔礼，等等。父亲认为做事其次，做人第一，母亲便身体力行地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真的要打仗了

从1956年到1967年，我在南越西贡堤岸度过的童年正好被战争的阴云完全笼罩。1967年冬季的某一天，按照中国农历，差不多快到了过年的时候。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只是街面上的人少了许多，比以前显得有些冷清。我急切地盼着爸爸快点回来，然后就可以放鞭炮了——这是过年我最喜欢的节目。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父亲仍没有回来，我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声巨响，很沉闷，感觉好像还很遥远。起初我还以为是大爆竹，心想不知道是哪儿的大人物，才有钱放这么大的爆竹。可是很快，街上四散奔逃的人群就把我的想法改变了。母亲赶紧关上了院门。从门缝里望出去，人群后面还出现了大批荷枪实弹、面目阴森的警察。

是炸弹！要打仗了！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不，应该是亢奋。父亲很快就回来了，闪身挤进大门后第一件事就是闩上门闩。我很失望，因为他两手空空，显然没有买回我最想要的鞭炮。父亲喘息甫定，就匆忙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压低声音说：“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能离开家门一步。军队过来了，已经到了西贡，离这里只有几条街远。”

远处，在一团团四散飞扬的尘土中，一队队军车渐渐靠近，车中坐满了士兵。他们身上的军装与原来见过的完全不同。更加触目惊心的是，那一车一车的尸体……

那段时间父亲基本不怎么管我，搬迁是大事，他要多方张罗、全力操持，虽然我们在香港有接收的关系，还要打通不少关节。

眼见局势越来越紧张，同时走完全不可能，不得已，最后父母商量决定，一家人分三批到香港：母亲带着我和最小的弟弟三个人先走，姐姐和另外一个弟弟由一家关系相对可靠的人带着走，哥哥当时并不在西贡，所以不用担心他。等我们这些老幼妇孺都顺利到达香港之后，父亲再伺机离开越南；反正有叔叔在那边接应，父亲不用担心我们到达之初的安全和温饱问题。

这是至今我仍记得和父亲在西贡离别的情景，而当时记得最清晰的却是临别时父亲说的那句话：“爸爸很快就和你们在香港会合。”

度尽劫波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香港团聚了。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整天黏在一起，我们几姐弟众星捧月般簇拥在父亲周围，缠着他一遍遍地讲述别后的情形和经历，逼着他一次次地说整日整夜想念我们。母亲紧锁的愁眉也舒展开了，一下子像是年轻了好多岁，而且也精神了许多，每天都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就像在堤岸过春节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缺少了堤岸春节时劈啪作响的鞭炮和那些让我迷醉的火药味。

小吃店的小学徒

搬迁到香港之后，我们家的境况就已大不如前。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这种事情从来不会在我们小孩子面前提起。我们又都有各自关心的一堆事，根本就没有觉察出什么异样。

到我13岁那年，突然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都发现，家里的饭菜远不如从前丰盛了。那个暑假，我把新学期的学费报告给他时，他甚至掩饰不住大吃了一惊，还脱口说了句：“怎么这么多？以前……”父亲没有说完，就被母亲把话题岔开了。我也由此知道了家里的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