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一月一日

今天临睡前毛主席对我说：“二层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我回答说：“还有一间主房。”

主席说：“这间房留给恩来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二层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行人员住。”

我说：“照主席的意思办。”

毛主席对我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希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于是，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只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揭示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方面，我们党曾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曾被主观主义所统治。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灾难，几乎使党陷入绝境。”

最近几天这里的工作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

中苏会谈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双方谈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毛主席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先酝酿，至于条约本身是两国间的事情，由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来谈。斯大林同志当即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

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处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

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毛主席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在报纸上见到有关的消息报道，双方会谈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都很着急。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

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

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还有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谣言不攻自破。

毛主席得知此消息说：“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地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

毛主席说：“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

莫洛托夫说：“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订。”

一九五○年一月三日

今天毛主席的精神特别好，散步时有说有笑对我们说：“今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我的《答塔斯社记者问》，现在那些不知我去向的人应该明白了。”

一九五○年一月四日

午饭时我放了一张京剧唱片给主席听。

毛主席边吃边对我们说：“现在国内的前线指挥员德怀、小平、伯承、贺龙同志正在研究筹划进军西藏的问题。西藏人民盼望早日得到解放。咱们不能拖得太久，争取早日把事情办完赶回国内。”

一九五○年一月五日

毛主席一直考虑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他对陈秉忱同志说：“你写得一手好字，很有功力。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定稿后，请你用行书抄写，作为一个历史性文献保存下来。”

陈秉忱同志说：“我将尽我最大努力抄好这个文件。正式抄写前我先抄好一页请主席审定。”

一九五○年一月六日

毛主席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往后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