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的部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一个团，实际当时只剩下两个营，七个连，不足千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毛主席喝了一口水，不间断地说：“为了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做到班有党员，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都设立党代表，从此这支部队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革除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习气，我们提出建立新型的带兵方法。实行政治上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很高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部队在三湾完成整编后，我开始考虑上井冈山的问题。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与广东、湖北、江西、湖南交界。周围五百里全是峭壁山崖，古木参天。只有五条山洪冲成的小道通向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井冈山邻近的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茶陵、莲花等县均有党的活动和农民运动，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

“山上有两支地方武装。一支是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袁的部下有一个曾在广州我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人。袁文才听说我到了井冈山附近，就派这个人来宁冈古城看我。他和我谈得不错，并表示袁文才欢迎我上山。后来我又派何长工上山与这两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袁文才、王佐的态度很热情，都欢迎我上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上井冈山的时机基本成熟。十月份我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开上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夹道欢迎我们。上山后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我们改编。他们两支部队编成一个团。这个团人员混杂，经常是在编不听调，不大好管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还是服从了我们党对他们的改编，接受了党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之一了。”

毛主席沉默了片刻，又讲了起来：“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当时除极少数人说点风凉话，闹点情绪外，大多数人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当年十一月，我们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攻打茶陵县城。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不到一小时就攻下县城，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一九二八年一月，我率领部队攻打遂川县城，红军官兵猛打猛冲，一鼓作气攻入城内，取得较大的胜利。当时正值过春节，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纪律，热情宣传群众，并执行‘保护工商业利益’等政策，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井冈山周围的永新、莲花等县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各区、乡纷纷成立起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组织。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数不清的大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几经失败、周折，我们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扩大了，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的根据地。这一段历史，使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