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第一个教您的，是教现代文艺，就是普罗文学。

季羡林：胡也频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反正当时也是国文教员。丁玲啊，不是他的夫人么，因为胡也频的关系，丁玲到济南去了。到济南去，是这样子，济南那个路，比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那个高中，外边那个下坡，垫着石子，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她，她走不了路。

所以因此呢，后来就是多少年以后啦，就是，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编那个《文学季刊》，那是后来啦。《文学季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丁玲的《母亲》（此处有误，应该是评论丁玲的《夜会》）。

因为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母亲》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啦，所以写母亲呢，写的，别人写母亲，写母爱，她不写这个，写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文学季刊》啊，头一篇我就写评丁玲的《母亲》。她这个把她母亲写的，不是写母爱，那个母亲一点也不可爱。丁玲不是和胡也频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有人说那时候没有结婚，只是同居。

季羡林：那个不清楚，反正在一起住。郑振铎有一天见到我，他说，羡林，你那篇文章惹了麻烦，我说什么文章啊？评这个丁玲的《母亲》，我说，谁说呢？沈从文。沈从文原来大概很早的时候，与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大概是很早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后来我说，第2期那个《文学季刊》，把它撤掉，第2期（蔡德贵按：应该是再版时）就没有那个评丁玲的《母亲》了。后来我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这个，鲁迅已经不在了，大概文学家最高权威茅盾，三部曲，或者《子夜》，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他《子夜》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我、吴组缃、林庚、李长之，我们四个，跑到那个水木清华，工字厅后边，很安静，就谈这个《子夜》。吹捧这个书的是吴组缃，他说这个书规模宏大。我就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出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子夜》我是全盘否定的。吴组缃吹捧，说他这个书啊，规模宏大，有点气魄，我们就辩论了一番。当时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反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口出狂言，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倒不隐瞒。大概有这么个……

蔡德贵：你们也不争吵。

季羡林：不争吵。各人说各人的观点，也用不着说服别人，说完就完。

蔡德贵：写过《子夜》的书评吗？

季羡林：没写过。

蔡德贵：写过巴金《家》的书评。

季羡林：《家》写过。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金，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诺贝尔奖金，这个后来有一段啊，就是中国解放以后，我就说，大概没有写文章。我就跟中国的出版界，中国的作家啊，我说，不要吹捧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所以当年哪，鲁迅还活着，1930年以后的，说有一度，想把诺贝尔奖金给鲁迅，鲁迅拒绝了。

蔡德贵：确有其事吗？

季羡林：有其事没有其事，反正都这么传说。中国人啊，少宣传诺贝尔奖金，它决不会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像瑞典科学院，瑞典那个封建主义那么严重，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不要宣传诺贝尔奖金。而且我举例子，说那个赛珍珠这种作家，二流都不够，三流、四流的。她得诺贝尔奖金，赛珍珠，她写的《大地》吧？以中国为背景的。

蔡德贵：您就欣赏戴望舒的《雨巷》。

季羡林：就那一首。戴望舒其他的也不行。《雨巷》那个，它一个意境好，另一个有音调，当时我有一个阶段，主张写诗，跟谱音乐一样，叫纯诗，Pure Poetry，与音乐一样。诗歌是音乐与文字之间哪，一定要语调铿锵。当时我就主张这个。这里跟这个有联系的，一直到今天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怎么评价，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徐志摩的诗，我不喜欢，不欣赏。戴望舒的其他作品，也不行了。我主张写诗与音乐相通，叫纯诗，纯诗与音乐相通。有起伏，有节奏，讲究起笔、落笔，中间布局，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