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嗯。我到了哥廷根以后，固定在哥廷根，当时我还不清楚念什么。有一天我到那个教务处，看到外边有教授开课的名单，我发现里边有梵文、巴利文，所以我应该说是狂喜。因为在国内，在清华大学，我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个课，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那时候朱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讲到的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东西。另外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个旧学很有造诣。所以听他那些课，觉得非常有益。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到哥廷根和梵文、巴利文不期而遇。忽然看到这里有梵文、巴利文，我立刻就选了。

蔡德贵：一开始是西克教授先开的？

季羡林：西克教授先开的。

蔡德贵：后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接替的。

季羡林：后来，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问我，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印度学这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答应他，是的。他当时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德国人对印度学有兴趣的也不多，选这种文字的也不多。找了我这么一个人，很高兴。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学下去，我回答说，当然要学下去了。

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最初还不知道这里有梵文、巴利文。

有那么一个阶段，目的就是提高德文的水平。可后来真正的提高是女房东，她天天晚上都进行教学。我真正的老师是女房东。

蔡德贵：她义务教学。

季羡林：义务教学（笑）。

蔡德贵：她德文很正宗啊？

季羡林：我住的那一带啊，就是德文发音最标准的地方，Hannover我的德文老师实际上就是女房东，义务的，还不交学费。我在她家十年没有动。

蔡德贵：十年，要交房租？

季羡林：房租当然要交了。房租是什么呢？我住的是她儿子的房间，她儿子在另外一个城市达姆什达特念工科、工作。她就把这个房间出租给我，一切设备俱全。就是德文老师，我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年，我走的时候，她痛哭流涕。老太太也寂寞。她丈夫是在我在的时候，一天晚上忽然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是我去打电话，报告大夫，大夫就进来，得诊断，说这个人真死了。然后呢，把他送到殡仪馆。都是大夫管的，打电话，就是我，因为她家里没有别人。

蔡德贵：您在德国也没有过过好日子。

季羡林：我去的时候，还能买到香肠、奶油。我记得，过了不久，那奶油啊，就限制了。那个希特勒准备打仗了，到了后来，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蔡德贵：和家里中断音信，也是七八年。西克退休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接替。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又来接替。

季羡林：对。西克，就是没有办法啦。老头出来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了，没有办法了。

蔡德贵：两头都是西克。

季羡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还是瓦尔德施密特。

蔡德贵：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教吐火罗文。

季羡林：我现在回忆，想写一本书，《中外恩师谱》，第一名就是西克，因为我们感情非常深，我们就像祖孙一样。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当时我并不想学吐火罗文，他说不行，非学不行。吐火罗文原来啊，没有人懂，就在咱们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卷子，没有人懂。是西克和西克灵（Siegling）两个，再加一个柏林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茨（Schulze）。他们三个把（吐火罗文）这个语言弄通了，原来没有人懂，字母认识，但不懂。他们弄懂了，写了一本《吐火罗文语法》。

蔡德贵：我顺便问一句，您写过一幅字，叫做“志当存高远，行不外平常”。过去您写的是“志当存高远，心不外平常”。这个“行”字，和那个“心”字有什么区别？行为的行。

季羡林：我知道。“志当存高远”就等于那个，“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意思。“极高明而道中庸”，意志要高，行为要平常。行就是要平常。不能在平常之外。

蔡德贵：讲到国内的恩师，第二位是汤用彤先生。第一位是陈寅恪先生。还讲到听周祖谟的课。

季羡林：听课不等于老师，周祖谟我光听课。我比他还年长。那时候我们都在（沙滩）北楼，我那个系主任办公室在二层，三楼就是上课的地方。所以下来就是办公室，上去就听课。我听课，最有意义的就是听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后来汤一介告诉我，汤用彤讲课没有稿子。我记得非常详细，那个本子好多年我没有回家，回家可以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