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子，“我的朋友”么，包括那个工友，就是校长办公室工友。那时候在北京只有一辆私人汽车，就是胡适的。

蔡德贵：您那个时候是35岁。

季羡林：嗯。沈崇事件，你知道。北大、清华的学生，所有大学学生都起来示威，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北京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头是李宗仁，他是桂系，广西的，与蒋介石合作。沈崇事件一出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派的是北京市宪兵第五团，蒋介石的贴身队伍，去抓了一些学生。后来，胡适就坐他那辆北京仅有的一辆汽车，奔走于李宗仁和其他党政要员之间，（要他们）释放学生，抓学生不行。

蔡德贵：他这个人很有正义感。

季羡林：他这个人，就是，聪明是聪明。就是，人说，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个是做学问，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当大官，当总统。

蔡德贵：政治幼稚病。

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蒋介石是坏蛋，他认识不清楚。我们那时候也不清楚，不过蒋介石是坏蛋，这个，大家啊，老知识分子都知道。蒋介石到北京来视察工作，住在后圆恩寺。那个房子，后来康生在里面住过。我也去过，后来成为高级饭店，那是解放后，在那里吃过饭。

季羡林：我从来也不相信（鬼）。原来我住在东厂胡同，明朝杀人的地方，那是北京有名的凶宅，说有鬼。我就住在里面，因为进门好几层院子，第四层我住的。晚上有人去找我，先得问季羡林是不是在里面，如果不在里面，谁也不敢进去。我有一篇文章，叫《马缨花》，就是写这个。因为我在国外多年，不信鬼，也不信神。没有这个玩意儿。现在世界上鬼神是不存在的。

蔡德贵：很多人佩服您，研究了一辈子宗教，但是没有信任何宗教。

季羡林：于道泉哪，在英国念书，陈寅恪在那里治眼睛，陈寅恪在那里视网膜脱落。范文澜也是视网膜脱落。后来医生就劝他吃海参，说海参有胶质，可以粘起来。后来这个于道泉在英国留学，怕这个陈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医院去陪他，念什么呢？《资本论》。陈寅恪就告诉我，他哭笑不得，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他天天来给我讲共产主义。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陈云的夫人，已经嫁给陈云。后来于道泉从英国回来，他这个妹夫，想培养培养这位大哥，把他接到他家里边，过了一阵，观察他不是做官的料子。于道泉是有意思，一方面给陈寅恪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研究鬼。他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鬼。还研究在碗里种豆子，无土栽培。于道泉是个天才，天才往往有怪癖。另外那个沈有鼎，也是个怪才，沈有鼎架着双拐，提着走。两腿走路，架着双拐，不用，他双拐提在手里走。他是金岳霖的学生。金岳霖说最有天才的之一，就是沈有鼎。

我在高中啊，学过逻辑。结果到了清华呢，清华那个规定，每个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那时候让我选什么？物理、化学，我一窍不通。后来又规定，逻辑可以代替，所以结果，清华教逻辑的老师满堂。第一个金岳霖，第二个冯友兰，另外一个张崧年。结果这个哲学系啊开会，我最愿意去旁听。因为一开会，冯友兰和金岳霖就辩论。有一次辩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存在，在2000年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当时可能不是用的知道这个词。辩论的结果呢，每次都是冯友兰脑袋瓜不如金岳霖灵，磕巴嘴，往往越辩论越说不清楚。金岳霖呢，是挥洒自如，那个聪明。我上过金岳霖的课，清华规定必须选逻辑代替理科的课，逻辑当然选金岳霖的啦。有一次，金岳霖在逻辑学的课上说，中文我讲不下去了，我用英文讲吧。因为他学的逻辑学是通过英语学来的。

蔡德贵：讲到您在国内的恩师，第三位是胡适先生。

季羡林：对。胡适这个人是这样子。原来在那个极左还厉害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为胡适之先生说几句话》，发表在《群言》杂志上。

蔡德贵：《群言》是民盟的杂志。

季羡林：民盟的。在那篇文章里，我说胡适这个人，你要求他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既然是一种信仰，也应该允许人家不信仰。我讲他这个写文章，批评过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他没有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我并不是说他赞成共产主义，你要求胡适赞成共产主义，要求过高了。他能不公开骂共产主义，我说这就是进步，国民党他可是不满意，“知难，行亦不易”，一直批评到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