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谦的父亲在美国留过学，归国后做过大学英文系教授，母亲则是中学英语教师。正由于父母都曾是基督徒，以致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受过西方的教育。1949年中国发生了革命，愚谦来到北京学习俄文，学成后被分配到中央财政部给苏联经济专家当翻译。但是他太单纯、太直率，1957年，他同班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都成为了右派，愚谦则被下放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

“什么？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你到过西伯利亚？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被充军的地方？”我吃惊地问。

“不，是中国的青海省，那里是边远的戈壁滩地区，离西藏不远。那里很荒凉，我就把它称为中国的西伯利亚。我在那里的农村、牧村、渔村前后待了四年，又调回北京。”愚谦开始给我讲他惊心动魄的故事。

192年，他调回北京，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国人。这个部门很重要，能进来很不容易。

“你是共产党员吗？”这点是我父亲最想知道的，我一直想找机会问愚谦。

“共产党员？在中国做一个党员，条件要求得非常高，要老实听话，我是一个最不会听话的人，所以每次运动都有我。就别想当党员了。”

给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好像卸掉了一块石头。我是绝对相信他的。

“在这单位工作了四年，每天忙到晚上八九点，我很喜欢这个工作，领导上也很重用我。可是到了1966年，忽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又遭殃了。”

当他描述他逃走时的情景，我浑身也紧张地发起抖来。他“叛逃”到了埃及，向埃及当局自首，于是被关在监狱里，一年多后才被国际红十字会送到德国。他说：“这就是命。”

我每次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就觉得中国社会简直太复杂了。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愚谦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婿，他前途未卜，连能否在德国居留也成问题。

由于他是从“赤色中国”出来的，他完全可以到教会去申请救济金，或者到政府部门申请政治避难补助金，也可以作为政治难民申请到美国去。但是他一概拒绝了。他不愿意自己成为政治工具，受人制约，他情愿外出打工养活自己，他到中国餐厅去端盘子，到码头去抬钢条，无形中受到周围德国学生的尊敬。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越来越喜欢他，也很尊敬他，我和他认识才几个星期后就认为，他是我理想的伴侣，尽管我们年龄的差距有十几岁之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精力充沛，对人热情，做事果断。

和愚谦才认识了几个星期，我们的经常约会就给我的父母带来极大的忧虑。圣诞节逼近了。了解我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愚谦请到家来过圣诞夜。姐姐和姐夫已经见过他，印象不错，认为他应该和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愚谦接受了邀请，并给我母亲送了一束鲜花，送给我一张唱片——《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您是从‘赤色中国’来的？”我父亲问。

“不！”愚谦加重语气说，“是从中国来的。”

我父亲不理解地问：“难道这两个不一样？”

“‘赤色中国’这个词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一个有政治色彩的图章。”愚谦解释说。

气氛立即活跃起来。“美国人想说谁就说谁。”我姐姐说。

当天晚上，我父亲把他保存的所有好唱片都显宝似地拿出来了。也许是因为我对他说过，愚谦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现在他想考考愚谦。他放了一张唱片到唱机里，隔了一会儿就问大家，这是由谁作曲的？两个眼睛则看着愚谦。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愚谦说，“你们知道这段音乐是芭蕾舞的哪一场吗？”他开始反问起我们来了，这使我父母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愚谦开始顺着音乐讲解：这是白天鹅出场，这是四个小天鹅舞，这是吉普赛人群舞，这是黑天鹅出场……他知道整套的音乐和剧情，这可把我父母愣住了。

“您在哪儿看的《天鹅湖》？”父亲问。

“当然在中国，北京。我看过多次。以乌兰诺娃为首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时，我也看过。”我的父母服了。

愚谦对我们一家人的印象也很深，他觉得我们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感觉非常亲近。他听说在德国，父母老了要被送进养老院，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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