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这个与先生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大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您是被排在第一位的，《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您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季羡林：我说国学啊，就是中国文化，这是可以画等号的。中国文化是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中国这个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我们发明造纸，发明印刷，如果没有造纸，没有印刷，整个世界文化得要推迟200年，我说200年，当然是估计了。有了造纸，有了文化，传播就容易了。就推动整个世界文化的前进，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功劳。我们不抹杀人家别的国家文化，也有功劳，但是我们讲自己，我们的功劳，是功不可没。我们现在提出和谐，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全世界在那里你争我斗，可唯独我们提出和谐。天人合一，就是这个人跟天，不要斗争，人与大自然要和谐，不要斗争。这个西方跟东方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是《天演论》那一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西方首先要提出竞，要斗争，然后适者生存。马克思主义就是斗、斗、斗，不过马克思主义提出斗、斗、斗，有他的必要。如果你不这样提倡的话啊，封建主义照样统治，那怎么行呢？因为马克思有马克思的时代必要性，不能因为现在，你就否定马克思，他有他的功绩。可我们现在完全根据他的说法，也不行。时代变了，我们不能讲斗、斗、斗，我们要讲和、和、和。我说，什么思想都要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变的，变的根据，就是人类要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蔡德贵：您在沙滩的时候是不是和沈从文经常有来往？

季羡林：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资格。我崇拜沈从文，为什么呢？我有个议论，就是一个作家，拿出他的著作看两页，就知道作者是谁。结果呢，这个作家，就是说，有他的独特个性。个性最突出的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当兵出身，出生的地方是湘西的，我对他的文章特别赞赏。后来，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郑振铎、巴金、靳以办过一个《文学季刊》，我在上面写过一篇书评，你给我纠正过，就是《夜会》的书评。因为什么呢？以前对丁玲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当时已经得过苏联的一个斯大林文学奖。我对她的印象是怎么来的呢？胡也频，她的丈夫，在济南高中教过书，我也算是他的学生么。那时候，他其实每次讲，都是讲什么叫现代文艺，什么是现代文艺的使命，现代文艺呢，就是普罗文学，使命呢，就是革命。因为他也没大念过多少书，也讲不出多少道道来，老是讲那么一套。后来居然在那个学生宿舍里面，在走廊里组织现代文学研究会，宣传革命。那时候我是积极分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没有价值的，《现代文艺的使命》，很简单，就是革命，革命，革命！后来我说，当时的青年革命家啊，太幼稚，不成熟，要是真正的革命家，不能那样，不能暴露。他不光是暴露，简直就是直接告诉人，我就是革命者，那国民党能够允许他啊？那个现代文学研究会，我是积极分子。国民党后来就通缉胡也频，胡也频到上海去了，被蒋介石抓起来了，和柔石等大概七八个人，在龙华监狱里面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了。

蔡德贵：假如胡也频不走，您有没有可能加入左翼作家？

季羡林：我没有加入啊。我后来这样子，（在清华大学读书），胡乔木在半夜里，到我宿舍里面，劝我参加共产党，我说，我不干，玩命的事，我不是那个材料。实际上，我有一个论调：政治都是肮脏的，历史上也肮脏，现在也不干净。

蔡德贵：在沙滩的北大时，沈从文是北大教授了吗？

季羡林：不是教授。开始的时候作家有名的，当教授还是不容易的。不过后来啊，比较容易了。当时还要讲资格。有个笑话，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我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他的意思就是明天下午有事，不能上课，他写“明天下午，因事未能上课。”就是证明他对汉语的掌握啊，还不如大学生。

蔡德贵：您这几个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推着他到中山公园赏花，是在沙滩吗？

季羡林：是在沙滩。

蔡德贵：您特别尊敬陈寅恪先生。后来您还到西郊的清华大学给陈寅恪先生送酒，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