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我对他真尊敬。陈寅恪先生到清华，我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葡萄酒，便到神甫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那是利玛窦的坟墓所在地，到那里的地下室去买了几瓶“栅栏”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这个天主教的牧师啊，不是不能结婚吗？他们讲，我就牺牲这一条，不结婚，但是一辈子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烧酒有些办法。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我就到栅栏去买葡萄酒。栅栏大概是个地方的名字。

蔡德贵：买了好几次吗？

季羡林：就一次。买了几瓶。那时候出门或者要坐校车，或者坐洋车。坐校车很贵，一次要一块大洋。清华大学的校车在东城一个点，西城一个点。西城的点在桂香村，东城的点在稻香村。坐校车有时间限制，而坐洋车是很危险的。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天主教徒烧的红酒，送给陈寅恪先生。那时候出门两种办法，一种是坐校车，另外一种就是坐洋车，洋车很危险的，因为路上有劫道的，大概吴宓先生么，好像就被劫过，带的一些书。后来在旧书店里，发现有吴宓的书，就是强盗劫道，卖到旧书店的。那时候坐洋车的时候啊，比较少，没有办法，一般就不坐，有危险。路上有劫道的。路上有一个老头，拿着个铁锨，天天在那里，锄那里的路，走过的话呢，他就说要点钱，也不多。

蔡德贵：拿着铁锨够吓人的。您是不是没有坐洋车，走过去了？

季羡林：我也坐洋车了，但是走的一段路，够长的。坐那个校车啊，很贵，我记得汽车是一块大洋，很贵的。

蔡德贵：那时候可能已经是法币了。您在辅仁大学兼课一个月才三块大洋，汽车就一块大洋。那了不得的。

季羡林：那时候这个发工资的时候啊，大家也不管什么体面了。那些教授啊，也在那里领工资，排队，领了那个法币，跑百米的速度，到东四，东四那时候那个贩子啊，拿着大洋，哗！哗！哗！表示我这里可以兑换。因为比价老是变，教授赶快往东四跑。那就是贩子，它那个价钱老是变，所以赶快跑，你可以占点便宜，要是晚一个小时，大洋就升值了。所以一发工资，都在那里等。

蔡德贵：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您知道他愿意喝酒啊？

季羡林：反正是年老的人，都喜欢喝一点吧。

蔡德贵：1947年冬，天寒，煤价猛涨，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没有钱买煤取暖。您还给陈寅恪先生解决冬天的烧煤问题。

季羡林：他穷的，是冬天冷，生不起火。我回来跟胡适讲，那时候北京私人的轿车啊，没有几辆，胡适有一辆，他用他自己的轿车，让我带着钱，我记得是带的美元，到清华，陈寅恪先生的书啊，卖了一批。后来这个东语系图书馆，就收藏一批陈先生卖的（书）。那时候，我坐胡适的私人汽车到清华去送美元，把一些书拉回来。

季羡林：中华民族是个很伟大的民族，但是怎么会缠脚，缠脚是野蛮的。从任何观点看都是野蛮的。满族就不缠足，满族就这一条，就不得了。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一条，就说中华民族不是伟大的。如果承认这一条伟大，也就有问题了，满族就不干。我小时候，流传一句话，女人不缠足，没有人娶。流传什么，缠足是“步步生莲花”，真是岂有此理。

“步步生莲花”，小脚怎么是生莲花？大脚才能生莲花。现在没有人研究了，我们研究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对研究世界文明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缠足的弊端延续了那么长时间，我到现在也不懂。缠足的历史是怎么起源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是不能打马虎眼的。中国的民族性，我们都知道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是缠足的习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伟大的。这个习惯怎么出现的，不知道了。我觉得跟歧视妇女有关系。这个以男人为主，他说什么是美，妇女就跟着。说缠足美，妇女就缠足，裹小脚。你说是美，美这个概念是很复杂的。这个美应该包含眼睛看到的美，不只是味道的美为美的。口味的美和视觉的美是两个概念。

蔡德贵：您见过北大的辜鸿铭吗？

季羡林：没有。我岁数太小，没有机会见他。我听说过辜鸿铭的故事。他是个怪物，主张一个茶壶，五六个茶碗，所以一夫多妻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