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怎么样？”我轻轻地问，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沉默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真奇怪，愚谦在我的生命中是那么重要，什么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要他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会马上接受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从两个不同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文化来到一起，但又像磁铁一样吸在一起。我觉得他的一切，他的多情善感，他的夸张的勇敢和乐观主义，他的想家，我都能接受。

但我下决心，绝对不让他跟我绑在一起，他应该自由地飞翔。如果他真的想回中国去，那就飞去吧，我不会阻拦他。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能重新在一起，我也会追随他一起飞去。

愚谦站起来了，他搂着我的肩膀离开饭店说 ：“我们走吧，我们还可以重新试一试在一起生活。”

1975年，我去了中国

1972年的某天，愚谦忽然接到一位自称驻波恩的北京新华社记者的来电，说想到汉堡来拜访他，并说带来了他母亲的亲笔信。愚谦和他见面了。谈话内容就是动员愚谦回国。

“你不能一个人到波恩去，”我对他说，“你最好是在大使馆外的什么地方见面。”

但是愚谦很自信，在我送他坐火车离开汉堡的时候，我发现他显得还是有点紧张慌乱，不像他说时那么镇静，但是当深夜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开朗，而且很高兴。

“怎么样，谈得好吗？他说了些什么？”

“作为一个外交官，听上面的指示，他严肃地执行政策，可是他知道，回去以后，肯定对我不利，作为一个私人朋友，他便可以劝我不要着急。现在我比较清楚了，如果我现在回去，我一定会遇到危险。”

“上帝保佑这个正直的中国外交官员。”我说。愚谦也知道，现在回去为时过早，他必须先在国外安定地生活下来。

1975年忽然愚谦打电话给我说，在离汉堡市中心不远的地方，银河街，有一套公寓房子空了，是汉堡大学诺伊格保尔教授带来的消息。

我感觉到愚谦让我跟他一起看房子的目的。

这所房子高大宽敞，还有一个花园，地点非常理想，离阿尔斯特湖只要走两分钟就到了。就是房子太老了，1907年造的，想要住进去，需要好好地装修一番。可是光靠愚谦大学的收入，这笔装修费对他来说还是很可观的。

愚谦问我：“怎么样？这套公寓你喜欢吗？我们搬到一起来住吧，你同意吗？”我低下了头，心里很高兴，但没有马上表态。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又重新生活到一起，而且有了自己真正的家。我高兴极了。我们开始自己亲手来整修这个家，从房顶到地板到墙壁再到厕所，全是我们自己在磨地、刷浆、刷墙纸、铺电线。愚谦继续写他的博士论文，我也正好在夜校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进入了大学。我本来是想学医的，但是自从认识愚谦以后，我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进入汉堡大学汉学系。真没想到，中文会那么难，要记那么多个生词，要查那么多次字典。我本来想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再学两门副科，最后还是放弃了，决定先集中力量把中文学好。在汉学系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遥远的中国和我亲近了许多。

就在这一年，有一天，来了一个使我惊讶的电话，我思想上一点没有准备。

“有兴趣到中国去旅行吗？”

“什么？去什么地方？”

对于德中友好协会的秘书尤塔来说，到中国去旅行就好像是组织大家到柏林去旅行一样，是家常便饭的事。“去中国，在我们的旅行小组里还有个空缺名额。你如果愿意，可以加进来。”

德中友好协会近些时候开始组织旅游访问团到中国去旅行，我也听过一两次有关中国的旅游介绍报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参加。一方面价格很贵，另一方面不和愚谦一起去，让我一个人去，那可不行。

“什么时候出发啊？”我问。我也很奇怪我自己，怎么对它忽然发生了兴趣。

“三个星期以后。主要是访问中国北方，然后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再经柏林回汉堡。”

“太精彩了。”

我当然很感兴趣，又是暑假时间，但是愚谦会说什么呢？如果我一个人去，他会不会很难过呢？

“我得再考虑一下。”我在电话里犹豫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