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教授我就认识杨丙辰，他是德语系的系主任，学生考试，交上卷，他接着就给分。他划完了分数，一个学生站在那里不走，他问嫌少啊？给你加十分。他是河南人，河南三杰之一。三杰是杨丙辰、徐炳昌、姚雪垠。姚雪垠小一点。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说系主任和工友的笑话。系主任杨丙辰在办公室问工友：你又偷了几本书啊？工友回答：老爷，不多，两本。完了，戛然而止。我与杨丙辰比较熟悉，他推崇佛教的“四大皆空”。在清华工字厅，他有一间屋子，桌子上有一张玻璃板，下面压着四个大字：四大皆空。既然是四大皆空，工友偷几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

季羡林：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跟人斗，不搞小圈子，在北大，我当了一辈子中层、高层干部，跟同事没有矛盾过。我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不对的，好人主义，我还有一个主义，一个是好人主义，一个是修正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业务至上、智育第一，就是修正主义。我这一辈子啊，幸亏修正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这个皮上就一根毛也没有了。现在留了一些毛，就是因为修正了一下。当时就是，那时候那个思想改造啊，动不动就得检查，我检查的基本思想呢，就是修正主义，业务至上、智育第一。检查完了，我还是认为，一个人在学校里，不念书行吗？后来我说是，我这个人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世界上真话全说的人哪，我认为没有。他总得有点（保留），所以我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颇有点名气了。不过假话全不说的人哪，也是凤毛麟角了。

蔡德贵：好多人说您这句话说到家了，充满了哲理。

季羡林：那假话全不说？有人来，你不愿意见他，就说不在家。这不是假话吗？（笑）你不说，行吗？（笑）能够说，我不愿意见你？这种情况，日常生活里边多极了。比方说，做了菜，明明不好吃，问你好吃不好吃？（笑）你能说不好吃？不行的！好吃，好吃。这不是假话吗，全不说行吗？这个人生活里边啊，非常有意思。德语里有个词，别的语言里没有的。叫“not Lüge”。Lüge就是假话，not就是必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说假话”。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比方说，一个人来了，不愿意见他，不在家，这是Lüge，假话，可是总比说我不愿意见你要好，不得已而为之，not。别的语言里没有这个词。

蔡德贵：德国人经常这么做吗？

季羡林：德国人是这样子。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德国人的品质啊，恐怕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老实。我在那里没有受过欺骗。

蔡德贵：我头几年，和您讨论过“齐俗喜夸诈”的问题。沿海的齐文化是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人们“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要推销自己的商品，形成了夸诈之俗。在《论语》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地方，朱熹注释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

季羡林：齐鲁这两个地方，人民的性格不一样。鲁就是孔子那个地方。齐啊，做生意，沿海的，做生意的不讲假话，做不了生意。有一本书，忘记了，说君子国，说商人要5毛钱，买者说6毛，7毛，争执不下，买者说太少，商人说太多，这是君子国。君子国是这样的风格。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君子国，商人就说我这个货不好。买的人说，你这个货好极了。

蔡德贵：这样的君子国现实中不知道存在不存在。

季羡林：几乎是不可能的。商人总是要说假话的。不能说我这个货不好。买者说太少，商人说太多，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君子国的。

季羡林：我这个当副校长，是周培源推荐的。其实，我当副校长的建树啊，因为我那时候，我这个每个礼拜五下午的校长办公会，我去参加。别的事，我都不管。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那个北大不是有个新辟的西门吗？西门里面有个假山，不是假山，是土堆，不是山，那是我建议的。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忌讳啊，是一进门什么都有了，都看到了。你到那个苏州，你看，它不论多么小，不能进门什么都看见，总得要挡住。我建议在西侧门，弄个土山挡住。一进门，不要一眼望尽。第二件事情，就是李大钊有个塑像，在俄文楼前面，他后背（屁股）对着俄文楼，前边是……后来讨论怎么办。我就说在后面栽两排树，不就挡住了。我当副校长，就干了这两件事。

完

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