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安静地考虑一下，和愚谦商量商量，再把结果告诉我。”

挂电话五分钟以后，我立刻给她打了回电，并大声地说：“我参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我跟愚谦说了，他马上不假思索地加以支持，并说道：“这样的好机会哪里去找？当然要去，我支持你！”

“你不难过吗？我一个人去中国。”

“不，正相反，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你能够认识我的家园。”

“我给你的家人带点什么礼物去啊？”我高兴地问。

愚谦摇摇头说：“不，不可能。”

“你说什么？不可能？这是我要去中国的主要原因啊。”

“你应该去看看我的国家，但不是去看我亲人，现在还为时过早。”

“过早？这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和外国人有联系是非常危险的，这叫里通外国。我怎么敢让一个外国人去探望我的亲人呢？”

我懂了。但是我很失望。为了安慰我，愚谦画了个示意图，告诉我他母亲大概住在哪个地点。

旅行小组到北京的时候已近黄昏了，我们一下飞机，温暖的热风吹来，让人觉得格外舒服。一个诱人的红红的落日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的一片，太美了。来到机场大楼内，一个中年妇女——我们的陪同在那里等着我们，一个一个地和我们这十五个德国来的客人握手。

“亲爱的朋友们，”她高兴地说，“你们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的到来。”这个中年妇女姓董，既是陪同又是翻译，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德文。陪同董同志拿出了一个麦克风向我们介绍身边的男同志说，他是中国旅行社派来的代表，专门来欢迎我们的。

上了大轿车，他从女士手中接过话筒，用中文介绍起中国来了。这个欢迎辞好像是没完似的，他用套话向我们介绍149年以来中国的伟大成就。我发现，注意听他讲话的人不多，大家都在看着车窗外的景色。

在没来北京以前，我就决定好，自己出门看看逛逛，现在看来完全不是如此。我们的日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排得满满的，个人的自由活动是没有的，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北京的市区地图里，我早就找到了愚谦姐姐住的那个区，并且做了个记号，它离我们住的宾馆相当远。走路去是不可能的，找个出租汽车去？在北京几乎是没有出租汽车的。从愚谦嘴里知道，这个住宅区离北京的友谊商店很近，过马路走几个楼就到了。

“这个商店还是应该去看看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纺织品和礼品等。”一位已经来过中国一次的同行者发话了。他一锤定音，于是我们坐车来到了友谊商店。我太高兴了。商店很大，人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都有，我于是利用这一机会偷偷地溜了。

愚谦的姐姐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宿舍里，这是由好几个大楼组成的住宅群，围成了一圈。

我来到了十号楼，在这一个楼里面住着愚谦的母亲。一群小孩子已经追随着我有一阵子了，他们边跳着边笑着边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听见这些笑声，在周围坐着站着的大人们都抬起了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当我看着他们友好的脸庞，绝对不相信愚谦的家人会由于我的访问而遭到危险。他离开中国太久了，对中国的改变已经不了解了，我想。我顺着这些老人的脸一个一个看过去，没有一个像肖像里愚谦母亲的形象，太遗憾了。愚谦也没有给我具体的门牌号码。我是不是这样随便去找个人问问？

我能这样做吗？逆着愚谦的心思。我犹豫了半天。不！不！我绝不能这样做。愚谦再三嘱咐了。万一真的像愚谦所说的出了什么事！我会责备自己一辈子。回到友谊商店，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出去转了一圈。大家正在大包小包地买东西呢！

在中国整整待了三个星期，走了很多的地方，我有一种感觉，我到这儿已经来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陪同者精心安排，带我们去参观了我们应该参观的地方，比如说学校、幼儿园、农民家庭、城市居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也参观了纺织厂、瓷器厂、机械制造厂，还看了工业展览会，并且还到东北去了几天。

回到了汉堡，愚谦那种高兴劲儿是我难以形容的。他拥抱着我说：“怎么样？中国给你印象好吗？没有你在，我已经不习惯了。”

“好啊，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回中国常住，我跟你一块去。”我毫无顾虑地说。愚谦听了很激动，但是他现在已不那么急着想回国了，他已经完全习惯了汉堡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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