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载

1

第一章 死亡的诱惑

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活在别人的认为里。那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荣格

我自杀未遂，经洗胃抢救后被转到了精神病院。我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而且已经出现了自杀危机，我像囚犯一样被24小时看管起来。

于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我对精神病院的第一印象就是铁门，然后是铁门，接着还是铁门。这里连病房的房门都是铁的。一楼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玻璃都被病人打碎了，刚装上又被打碎，现在医院干脆不装了。

走廊里经常传来踹门的声音，那是有暴力倾向的病人狂躁发作了。偶尔病人之间还会打架，不过很快就会有强壮的男护赶来制止。病人狂躁发作时也一样，男护劝阻无效就只能约束后加注镇静剂处理。

入院的这几天里，我想过把牙刷的柄端磨尖以后扎死自己，但除了扎得我生疼和扎出一片淤青之外，连一滴血都没扎出来。因为这是人的本能，人都怕疼，哪怕就是像我这样一心寻死的人也怕。我还试过撞墙、把头闷在水盆里、撕下床单上吊、勒自己的脖子……皆未果。

要么是被护士发现了，要么就是被自己的本能拦下了。我真的很想死，但我不想死得那么痛苦。从那时候起我才发现，想找一个稳妥舒服点的死法，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原来，想死也很难。

我的主治责任医生名叫萧白，28岁，是个非常好的医生。我也是住进精神病院后才知道精神科医生的工资这么低，主治医师每个月的薪水才一千五，还不到我以前工资的一半。这对于别的医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有一个同学是内科住院医师，只是在一家民营小医院上班，每个月光基本工资就有五千元，其余的红包、回扣、奖金就更不用说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经常挂着一脸的微笑面对我们的无理取闹，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他，是信念还是别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萧医生个头不高，略显消瘦，但身手不凡，我亲眼见过他的身手。那是一个攻击型人格的病人，1.8米的个头，很壮实，被刑警送来的，估计刚犯完事。刚开始他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由两名刑警负责看着他。

带队的市刑警支队长马千里和萧医生进办公室谈话，我经过门外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不好意思啊萧医生，又送了个扎手货过来。他也没犯啥大事，就是在超市和保安闹起来，打伤了几个人，下手很重。”

“唉，马队长，你知道我们这儿根本没能力管制这样的病人。”

马队长干笑了几声：“没办法，市里没有专门的保安强制医疗机构。这家伙又有精神病病历证明，我也不能把他丢到劳教所去，可不就送您这儿来了。”

“对于冲动型人格障碍，其实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且他一旦狂躁发作，到时候不仅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安全无法保障，连患者也有危险。”

“这个我和你们院长谈过了，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市里的相关机构不健全，我们也没办法啊。”

萧医生长叹一声，然后就沉默了。马队长看差不多了，赶紧告辞：“那萧医生，他就交给你了……”

“马队长，五个月前的那个吸血鬼抛尸案怎么样了？”萧医生突然问道。

“那还是个悬案，雨夜抛尸，让我们无迹可寻。而且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再犯案，凶手估计已经潜逃了……怎么萧医生也对这个案件有兴趣？”

“他是在蛰伏着窥测时机，不是潜逃，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行为模式的演变过程。等他复出的时候，手法会越来越凶残，作案间隔也会越来越短。”萧医生担忧地说道。

五个月前我也看过关于吸血鬼抛尸案的新闻报道，当时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在四环线东郊口，发现了一具男裸尸。尸体脖子颈动脉处有着两颗尖牙印，男子内脏和眼珠被掏空，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电视新闻报道虽然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画面，但足以触目惊心。

“你是说凶手还会再犯案？”马队长的声音使我回过神来。

“马队长你应该知道犯罪心理画像吧？其实就像你们犯罪现场重建一样，通过心理分析刻画出案犯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如有详尽的资料，再深入甚至可以推测出案犯的职业、信仰、年龄、生活等等详尽的方方面面。”

10

周恩来、毛泽东去世

1976年，刚过完新年不久，骤然传来了中国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愚谦好像中了邪一样不言不语，只是抱着他为听国内最新消息刚买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我知道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比对他亲生的父亲还深得多。每当他向我讲述他多次和周恩来见面的情景时，他的那种激动往往令我难以理解。周恩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能对愚谦这一生有如此大的影响。

当愚谦从电视里看到全国为周恩来的逝世而痛哭的镜头，当看到他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北京一路上几十公里静悄悄地站满了向他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时，愚谦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他最不能理解的是，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仪式。他对我说：“周恩来是我这一生中最最敬佩的人。他虚怀若谷，从没有个人的野心。有很多人批评他软弱，但实际上，他是为了国家的稳定才忍辱负重。因为他知道，中国一旦大乱，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在欧洲，有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欧洲汉学会，每两年轮换在欧洲的大城市举行一次年会。学会成员都是全欧各大学或研究所的汉学教授、研究员和讲师们。愚谦也是成员之一。1976年夏季，年会在巴黎举行。我作为汉学界的大学生也跟着参加了。

大会开到第三天，巴黎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毛泽东逝世了。愚谦起初还不相信，德国波鸿大学的格林教授说：“法国《世界报》是一份极为严肃的报纸，不会乱写的，而且这是新华社发出来的正式消息。”果然，很快地传来一些与会者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吊唁的消息。愚谦和我也去了。我们到大使馆时临近黄昏，在毛泽东肖像面前站立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愚谦弯下了腰，一言不语，忽然泪如雨下，这令我大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他对毛泽东的治国政策多有不满，甚至因此去国，怎么忽然又如此悲哀呢？

在回到大学招待所的路上，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二层的第一排。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Petra，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哭！我不是为他个人而哭，而是为中国而哭！为我自己这一生而哭。毛泽东走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四人帮”的下台实际上也大大出乎愚谦的预料，他远远没能估计到一切会来得那么快。他的那颗早已凉透了的心忽然又活跃起来。他看到了能返回祖国的一线希望。

学汉语

当我开始在大学学中文，并且用笔在纸上一笔一笔写出中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真是有点神经病。我真应该找一个黑头发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那就用不着现在花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方块文字了。有的中国字比画多得记不清，有九画的，十画的，还有二十多画的，只要写错一点，放错一个位置，别人就看不懂了。人的记性哪可能有那么好啊！可是我看愚谦用毛笔在特别软的宣纸上写书法，就好像在变魔术一样，那么轻松，那么优美，看了真令人嫉妒。这是他自幼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愚谦在说德文的时候，会犯一些很奇怪的错误，譬如他经常“他”“她”不分，可是这对我们德国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为此常常出笑话。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愚谦如此，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这说明他们学德文遇到的麻烦和我学中文一样。

自从中国社会有了变化，“四人帮”下台，愚谦的精神振作了不少，我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了，更对中国的语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记中文单词，我装了好几个小盒子的卡片，正面写中文，反面写拼音和德文意思。只要我一有时间，就轮换地拿出来，反复地读它们。这还真有帮助，我已经可以认识上千个字了。我开始逐渐懂得，语言是一个人进入外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和愚谦在一起，我是永远不敢说中文，我总怕出错，他毕竟在大学是我的老师啊！他有他的尊严。

有一天早上，我和他一起走在到大学的路上，我对他说：“我昨天晚上可没备课，你今天可别问我啊！”他没有回答。开始上课了，他向大家讲课，然后请同学们回答问题。当他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我不是跟他说我没有准备吗？他这个人的记性也真坏，我不相信他是在耍弄我。幸亏，这一个问题没让我出丑，但我还是很生气。回到家里，我对他说：“如果你下一次再这样在我没准备好的时候叫我回答问题，我就站起来跑到讲台上去亲你一下，看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