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还真管用。在大学的同学里，没有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他是绝对保密的。中国人在男女之情这方面确实是很保守的，譬如说，我要是在马路上想挎着愚谦的手，他都把我的手轻轻地甩开说，“别这样，给我的学生看见了，算什么啊。”后来逐渐地他也习惯了，可是在马路上，我亲他一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会觉得很尴尬。可是没想到，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年轻人比我们德国人还大方，还开放。

1977年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许多德国学汉学的大学生就到台湾去学一两年的中文，而且收获很大。有一天，愚谦对我说：“你是不是也应该到台湾去学一段时间中文？”我也觉得很有需要，因为愚谦常常有中国朋友到家里来，他们见面当然说中文。起初愚谦还照顾我，给我做些翻译，到后来，我学了些中文，他就让我自己学着听。可是他们又说又笑，谈的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觉得太不舒服了。我是真想到中国大陆去学中文，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四人帮”刚刚下台，中国大陆是不接受外国学生私人来学习中文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同班好几个女同学联系到了台北的师范大学，那里给外国学生开华语班。我也报名参加了。台北的一个家庭还欢迎我去住几个月。1977年夏天，我还是参加德中友好协会的旅行团，先绕道到中国大陆和香港访问，然后去台湾住半年。

北京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外国朋友可以自由活动了。一到北京，我特别想试试我的中文，已经学了两年了，应该能用上一点了吧。走到王府井，我看到了一个茶叶商店，这非常吸引我。我本来并不懂得茶，后来看到愚谦天天喝，我渐渐也成了茶罐子。但是，在汉堡买不到好茶，市中心倒是有一个茶叶铺卖世界各地的茶，不过中国茶都是一两年前的存货了。

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商店门口注视着我，我就走上前去对他说：“我要买叉。”我用普通的、正确的中国话对他说。这句句子我已经在心里默默练习了两三遍，终于说出来了，但是没有反应。难道我说错了吗？是四声不对吗？为什么他没反应呢？“我要买茶。”我改变了声调，慢慢地又重复了一遍。他还是不懂，笑着向我摇摇头。是不是声调还是错的？于是我又把声音提高了一些，用第四声说：“我要买刹。”这个年轻人看着我这么着急，还是摇摇头，咧着嘴笑了起来。他有毛病吗？为什么只是笑，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可看他那样子也不像是个傻瓜呀，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把我们包围起来，这时站在我后头的另一个年轻人突然插了一句话：“她要买茶，你怎么不懂啊？”

“噢，买茶呀，我不懂英文，所以没听懂她说什么话。”

英文，为什么是英文？我刚刚明明说的是中文啊，我想。

“你想买什么茶啊？”他说着地地道道的北京腔。我很懊丧，我去买茶的目的也就是想试试我的中文，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闪电结婚

我们这次旅行的终点站是香港，其他的人都从香港转道回德国了，而我将要在这里停留两周和愚谦见面。我们还想到东南亚去转转。然后我到台湾去进修，他回汉堡。

有一天，我们来到香港岛天星码头岸边散步，看见了一座小白楼，进进出出的都是穿着非常时髦的青年男女，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走近一看，发现小白楼楼梯前挂着一个用小字写的牌子：结婚登记处。我的心马上怦怦地跳起来。这简直是太妙了，我和愚谦从认识到在一起已经有七八年了。不久前他从一个中国来的朋友那儿知道，他国内的妻子美珍，已经单方面提出离婚，并被当局批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愚谦心里很复杂，几天不说话，他哪有心思想再结婚的问题。在七十年代的欧洲，青年人同居不结婚成风。尤其在大学的环境里，不结婚反而是正常的，我的男女同学不结婚住在一起的占绝大多数，有一个结婚的，正在办离婚手续。对愚谦来说，我们反正已经生活在一起了，何必急于结婚呢！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有一个家。我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

有一次，我偷偷地到汉堡市政府结婚登记处去询问，结婚要办什么手续？对方给我回答对我是非常大的打击，凡是应该要的文件愚谦都没有，连出生证明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