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女朋友批评我说，你们的家好像是个旅馆或者是个酒店，而且不要钱，你怎么能集中精力上大学呢？她这种说法是有点夸张了，但也不是假话。一方面，我们从谈话中可以更了解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中国来客对愚谦来说，是最好的药方，可解他思乡之苦。自从他和这些来自家乡的人有了往来以后，他比过去安静多了，脸上常绽放出笑容，也很少再做噩梦了。有的时候，当发现一个来人经济上很拮据或是没有外币的时候，他就会解囊相助，这对自己也是安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在我们的家有一个固定的“Tee Stunde”（茶话会），这是愚谦自己举办的。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们提供茶和点心，对象为大学学汉学的西方大学生和华人大学生（中国开放后，中国来的留学生居多）。唯一的条件是只准说中文。愚谦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他的学生们在轻松的环境下练习他们的中文。这样的聚会一直延续进行了几年时间，皆大欢喜。

又是一个星期三，大家在喝茶的时候，有一个德国女学生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组织一次中国之游呢？”

很多人跟着呼应，另一个学生说：“但是关老师和Petra必须参加。”

“这一点我看办不到。”愚谦很遗憾地说。

“为什么，你不是常常建议我们到中国去学习吗？”一个年纪较大一点的学生问。

“我拿不到签证，我是非法离开中国的。”

“那又怎么样？你现在拿的是德国护照，而且对中国又那么友好。”

“不过中国开放到现在才不过一年多，我还是被定为反革命，你可以去问中国大使馆，他们对我了解得一清二楚。”

“那我们不在德国申请签证，到香港去。听说在香港，旅行社能拿到短期的到大陆旅行的集体签证，一两天内就能拿到，”一个头脑灵活的学生说，“我们都以汉堡大学小组的名义一块去，谁也不会发觉的。”

我对这样的建议不很赞成，如果中国官方查出来了，他们会对愚谦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不行，只要愚谦一天不被平反，我们就不能做这样的冒险，我心里这么想。我注视着愚谦，他听到那个建议后精神为之一振，两眼炯炯发光，他说：“我同意，就这么干！”他高兴地说。这就是他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我们再考虑考虑。”我说。但是在这个时刻，在学生面前，我不愿意和愚谦争执，因为大多数的学生对愚谦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

“为什么不？”愚谦生气地看着我，“我们用汉堡大学旅行团的名义去中国，这是最好的机会。”

“你发神经了啊！”当学生们离开后，我生气地对愚谦说，“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在香港又没人知道我是谁？等到消息传到北京，我已经又回到香港了，我们在大陆路只不过待两三天啊！”

和愚谦偷返大陆

尽管我对这次旅行觉得很不踏实，但是我拗不过愚谦。他的蛮劲上来是不可阻挡的。有一件比较让我安心的事情是，邓小平刚刚访问美国回来，中国意欲与西方交好，即使发现愚谦过去违法逃离中国，时至今日，也该不会跟愚谦过不去吧！几个星期以后，1979年3月，我们一起来到了香港。汉堡大学八个师生一起去广州，签证很容易地就拿到了，没出现一点问题。几天以后，我们就进入中国国境，来到了广东。当我们来到边境的时候，愚谦开始紧张起来，脸色惨白，心神不定，我一下就看出来了，可是别的同行伙伴都没有发现。

我们的集体签证很快被打上了戳子，放行了。我松了一口气。广东中国旅行社派了两个人来接我们。当天的天气很坏，下着雨，又冷又潮，我们坐着面包车进入了广州市区。书本上介绍，广州这个城市非常繁华，但是在我们眼前的广州凄凄惨惨，几乎没有什么商店，更没有饭店，路上行人都穿着万人一色的蓝色或黑色制服。与隔壁的香港相比有天壤之别。

“你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一个女学生很失望地问愚谦。

“我只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过去这个城市比现在漂亮得多。”

在广州，我们被领去参观博物馆、公园和寺庙。看到这个又脏又破又萧条的城市，愚谦感到非常失望并且觉得有点丢脸。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所谓的很有名的饭店去吃饭，那里的桌布已经看不到白颜色了。傍晚，我们到街上来散步，偶尔发现了一个新华书店，我们走进去一看，整个书店只吊着几个白色的日光灯，光线非常昏暗，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外，其他的书寥寥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