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整整采购了三天，我们的礼物几乎都齐备了。送给他哥哥一个彩色电视机，送给他姐姐和嫂子每人一块手表，送给他妹妹一架手提打字机，送给他弟弟一部照相机，送给他的舅舅、姨姨和叔表兄弟姐妹们有什么刮胡刀、小型计算器、厨房用具、原子笔、打火机、丝袜等，还有各式各样的擦脸油、洗发精、洗浴露等。愚谦说，就是不能送钟，“钟”与“终”字同音，会不吉利，就像我们德国人不准送刀一样，刀等于割断友谊，一刀两断。当然啦！我们在汉堡也买了不少巧克力糖。

给愚谦的爸爸我们特地买了一套法国的老式咖啡具，他在信中提到过，这是他以前在法国读书时喝咖啡喜欢用的。当然我们给他老人家还带了一点冬天用的保暖用品，我们相信他会很高兴。还有愚谦母亲的亲弟弟和妹妹——舅舅、四姨，他们对愚谦来说也很重要，真不知给他们带点什么东西为好，绞尽了脑汁。

总之大包小包，连行李袋都塞得鼓鼓的。就在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对他说：“这么多东西我们带得了吗？单是那个彩色电视机的纸箱就要人命了！”但是愚谦，这个永远的乐天派说：“没问题，小李会帮我们忙的。”

“Petra， 快点儿。”愚谦不耐烦地在楼梯口叫了起来。我最恨就是这句话，总是让我快点快点，对他来说我永远不够快。

大部分的大件行李都装在小李的豪华奔驰车后面的行李箱里了，两个旅行袋则放在驾驶台旁边的座位上，愚谦和我坐在后面，身上抱着，肩上挂着，旁边放着网兜、塑料袋和手提包。我浑身都湿透了。我计划是六点起床的，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妥当，还想洗个头，淋个浴，吃完早饭再上路呢。现在头发乱蓬蓬的，像刷马路的刷子，愚谦的亲戚看见我这样，将作何感想。和愚谦在一起已经近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和他家人见面，真想给大家一个好印象。在汉堡我已经想了几天了。最初，我把最时髦漂亮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可是再一想，在中国人们都穿蓝色黑色的制服，这太显眼了。我于是把我平常上大学的牛仔衣、牛仔裤翻了出来。

“这太随便了。穿稍微正经点的。”愚谦说。

“什么叫正经呢？”我于是拿出了在汉堡一般市民穿的西装裤，运动式的衬衫、羊毛衣和毛制品的夹克，把它们装在行李箱的底层。现在，唉，反正什么都晚了。

“可千万别碰到塞车啊！”小李边开车边咕哝着。

这个小李就是李永敏，我们的证婚人。香港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吵吵嚷嚷，像开了锅似的。拥挤的人群夹杂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排着队往前挤。

“这些都是回乡过春节的香港人，所以才会这么拥挤，但返乡过节，大家情绪都挺高。”小李说。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一部手推车，大行李都放在上面，我们提着其他东西，竟然安全地过了关。

“我在广州国旅工作的朋友会在广州车站接你们的。”小李临走时交代我们说，“他会把到北京去的特快火车票给你们带来。”小李边说边骄傲地微笑着，好像在说，我这几年没白活，通过做生意，门路多多了，甚至和旅行社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这么多人，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我问。

“他手里会举一个写着关愚谦名字的牌子，而且你是个大鼻子，一下子就会被认出来的。别怕，不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吗？”小李说着大笑起来，和我们拉手告别。

火车准点出发了，我们终于轻松地靠在椅背上喘了口气。忽然车厢里进来一位中年女列车员，当她看到这么多行李时就嚷着问道：“这些是谁的行李？”当她看见愚谦正抬着头看她，便很不耐心地问：“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吗？”

“是啊。”愚谦证实道。

“这带得太多了”，她说：“每人只允许带公斤。”

只带20 公斤，我简直难以置信，上火车也要限制重量吗？愚谦听了也很惊讶，他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限制的？如果这样，那还不如坐飞机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规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她忽然瞪起了大眼睛：“你以为你从外国回来就可以违反我们的规定吗？”

“你说什么？”愚谦看着她，好像他没听懂似的，他的脸也红了起来，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按我对他平时的了解，他要爆发了。可是他忽然表现得很安静，耸了耸肩膀，指着行李说：“我们每个人就带了20公斤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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