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她的声音更响了，“谁都看得出，这远远超过20公斤的重量。”

“那你去拿个秤来称一下吧。”愚谦话里带刺地说，然后就不再理她。她当然没有秤，狠狠地看着我们无言以对，再看看车厢里的人，没有人支持她，没说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火车徐徐地开进了广州车站，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小李的朋友，他高高地举着纸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关愚谦的名字。愚谦从打开的窗户频频摆手，这个朋友就跟着火车小跑起来，等车停稳后，他立即微笑着上来，帮着卸行李。

“我姓刘，你们叫我小刘好了。”这个年轻人非常友善，长得又高又瘦，但力大无穷，一手拿箱子，一手拿行李袋，很快七件行李就都卸到了站台上。真没想到会那么顺利。不多久我们就已经坐在了当时广州最豪华的东方宾馆里。隔了不久，小刘高兴地给我们送来了两张开往北京的普通快车软席卧铺车票。

当我们来到软卧车厢门口时，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在查票，她的两个眼睛不停地瞄着我们的七件行李，我想，坏了，又该有麻烦了。

“你们这是回家吧？”她微笑地问愚谦。

“是啊。”愚谦回答着。

“好像好多时候没回老家了吧？带那么多东西。”

“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全是礼物。”

“来，我来帮你们的忙。”说着，她帮我们拿起一件大行李，带我们进入了车厢。

火车准点出发了，分秒不差。那个可爱的女列车员拉开了我们的包厢门，带进来一个新客人，一个穿着军装的上了年纪的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你好”就坐下来了。他把他的行李放在门的外面，因为里面可以放行李的地方都已经塞满了。

他一定是一个高级军官，因为我从愚谦嘴里听说，在中国能坐软卧的人不是洋人就是高干，一般的老百姓是没资格坐的。他一坐下，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中华牌”香烟，并且让给了愚谦一支。从愚谦嘴里我还听说过，什么样的干部抽什么样的烟，能抽这种中华牌香烟的人大都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现在这个军官吸这种高级烟，职位一定不低。我开始注意起他来了。

这位长者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人显得很慈祥，但愁眉不展，好像心里有不少心事。他一发觉我在注视他，就有点局促不安。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就在愚谦愉快地接过香烟说了声谢谢时，他就有礼貌地问： “您从香港来？”

“不，从德国。”

“啊！ 德国。”他轻轻地点点头，看了看我说：“她是个德国人？”

“是的，她是我妻子。”

他对我很不自然地微微笑了一下，又立刻面向愚谦说：“你们到哪儿去？”显然，他这一辈子很少见过外国人，才显得那么拘束。

“回家，到北京去。您呢？”

“噢，也回家，去衡阳，”他仔细地看了看包厢的环境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坐特别快车？外国人好像都坐那种车。”

“我们当然想坐它，但遗憾的是票都卖光了。”愚谦说。

“特别快车又干净又舒适，让外国朋友坐这种又脏又慢的列车我感到很不自在。”

还没等他第一支香烟抽尽，他又抽出了第二支。我想，坏了，遇到这么一个烟瘾大的，今晚别想好好睡觉了。

“您说得对，”愚谦接着说：“可是把车厢保持干净并不难啊，为什么还要分外国人、中国人呢？外国人应该坐干净车厢，中国人就应该坐脏的车厢？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第二等人了吗？”

这个军官一听愚谦这一番直截了当的话，皱起了眉，开始有些烦躁起来：“您别忘了，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穷和不干净又有什么直接联系，而且中国又不缺人。寻找擦窗户、收拾地毯、清洗被子的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吧。谁都知道肮脏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这一点就改不了？”

愚谦和这么一个陌生人讨论中国火车的清洁问题实在是多余的，而且他说话咄咄逼人，人家怎么受得了。我于是插话说：“其实，对我来说，车厢干不干净都无所谓，只希望火车能开得快一点，越早到北京越好。”

这位军官听我会说中国话大为惊讶，但他不直接问我，而问愚谦：“您的妻子能说中文？”

“哦，是的。”愚谦不无骄傲地回答。